一、引言
劉以鬯(1918- )於1985年創辦《香港文學》月刊, 出版至1999年12月, 共180期。劉以鬯創辦這份雜誌以前, 1979年5月也有一本以“香港文學”為名的文學雜誌在香港出版, 負責人是蔡振興(1953- ), 恰巧的是該刊第一期即為劉以鬯的專輯。該刊出版至四期(1980年5月), 也就結束了。這篇文章, 因題目所限, 將以八十年代劉以鬯所辦的《香港文學》為對象, 討論時段則以1985年1月創刊號至1989年12月底出版各期為限, 看該雜誌在如何在商業社會中確立自身的位置, 以及在推動華文文學方面的貢獻, 至於各期內容及作品, 則不作繁瑣的介紹。
首先, 雜誌取名為“香港文學”, 本身的意義就是肯定了香港文學的存在, 這是一本以中文為話語媒介的雜誌。研究香港文學史, 其中一個可行的方式, 是追縱各種在香港出版的文學雜誌, 而《香港文學》的出現, 其實已意味著它將成為香港文學史的一部分。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 這本雜誌本身不斷地給香港編寫自身文學的歷史, 有過去的, 也有當時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和文學研究, 在各期都有一定的篇幅, 編者又照顧到執筆者的資料, 每期均有介紹, 其中包括職業及所屬地區。再加上文學報導、照片, 以及其他訊息, 這份雜誌就像是香港文學的資料庫。再重新翻閱, 香港文學發展的縱跡是顯見的。
二、編輯的選擇: 嚴肅與通俗
從1979年出版的那一本《香港文學》, 我們已經看到一班年青人是著意於“對香港文學的了解, 進一步探討中國和香港在文學上、甚至其他方面的關係”, 並揭示“香港文學的現況和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1]。自六十代出版以來的《中國學生周報》、《當代文藝》、《純文學》等, 踏入八十年代都先後消失了, 雖然有小部分人尚在努力, 例如八十年代初有一份由教會人士主辦的《文藝雜誌》(1982-1986年6月)季刊, 出版了18期。
進入八十年代, 隨著香港經濟的起飛, 右右的意識形態逐漸消弭; 從香港是文化沙漠, 到香港有沒有文學的問題, 再到文學會否死亡等連串問題, 我們仍然看到劉以鬯仍堅持一種純文藝的觀念。劉以鬯從四十年代開始, 就一直從事編輯工作, 從最初《國民公報》, 其後《掃蕩報》(後改名《和平日報》), 自辦懷正文化社, 1948年底到港, 在《香港時報》編副刊, 1951年職《星島周報》執行編輯及《西點》雜誌主編, 1952年到星加坡任《益世報》主筆兼編副刊, 後赴吉隆坡任《聯邦日報》總編輯, 1957由星加坡返港, 重入《香港時報》編副刊, 1963年任《快報》副刊編輯[2]。劉以鬯數十年來在香港編副刊, 他長期的經驗, 是不斷地在商業化的社會, 給嚴肅或純文學, 謀求生存空間[3]。他的貢獻和熱忱, 是肯定的。劉以鬯在《香港文學》的〈發刊詞〉中, 開宗明義的說, 香港是高度商品化的社會, 文學也傾向商品化, 帶出了“嚴肅文學”跟商品化文學的對立問題。要抗衡這種商品潮, 一方面固然是提高作品的質量, 這包括提高讀者的欣賞能力, 也涉及文學批評的問題[4]; 另一方面也要壯大嚴肅文學的聲勢, 盡量爭取發言。他所作的比喻:
香港文學與各地華文文學屬於同一根源, 都是中國文學組成部分, 存在著不能擺脫也不會中斷的血緣關係。對於這種情形, 最好將每一地區的華文文學喻作一個單環, 環環相扣, 就是一條拆不開的“文學鏈”。[5]
文學商品化的問題, 即市場價值和藝術魅力的對立, 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 似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劉以鬯不斷強調這種論點, 也許如黃繼持(1938- 2)所說, 這未嘗不是一種在夾縫中掙扎的最佳策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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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月刊, 標誌著一種匯聚和推動文學活動的力量。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社團或雜誌, 也產生過同樣的作用。雜誌跟書籍的生產周期不同, 它是一種增加文學流量或傳播的手段, 而且是按月出版。儘管香港的閱讀人口不一定很多, 但這卻是傳播作品或檢驗作品的方式。埃斯卡爾皮(Robert Escarpit, 1918- )指出:
出版者(或他的代表)應想到一種可能的讀者, 並在收到的大量稿件中挑選出最能適合這種讀者消費的稿件。這種對讀者的考慮具有一種雙重的並互相矛盾的特點: 它一方面包含著要對這種可能的讀者希望哪些作品, 並將購買哪些作品, 作出一種事實判斷; 另一方面, 由於出版活動是在人類群體的道德審美體系內部展開的, 因此, 它要對讀者大眾“應該”愛好哪些作品, 作出一種價判斷。[7]
從這個角度, 我們可以在《香港文學》出版的數年內, 看一位對文學抱有一定信念的編者如何貫徹他的某些想法。編輯的責任是策劃、邀稿、選稿、編校、設計等, “一切選題的確定都是以一種理論上的讀者大眾和一種樣板作家為前提的, 並且是以這種讀者的名義和利益而進行的, 而樣板作家則被認為反映了這種讀者的需要”[8]。劉以鬯曾指出“大部分作家, 因為受到這個商業社會壓力, 就產生了不大正確的寫作態度, 把文章當作商品, 盡量提高文章裏面的商業價值, 完全不考慮文章發表之後對社會有什麼影響”[9]。相反, 劉以鬯, 則盡力將嚴肅文學擠進商品文字當中。假如後現代的美學意識, 真的如劉以鬯所言, 是與商品生產密切聯繫在一起[10], 那麼劉以鬯就是一直在抵拒後現代的文學商品化——低級和複製（欠缺個人風格）。陳炳良(1935- )曾經在一次討論會中, 向編輯提出一點要求, “我認為一個副刊的編輯除了要照顧銷量之外, 也要注意提拔新的作家, 同時要尊重他們。否則一味去媚俗, 便只能普及, 不能提高。……編輯應該用一個開放的態度來集稿, 不要把版面都填滿‘消費者作品’”[11]。出版社始終也是一種商業經營, 要負責各樣營運開支, 銷量也就無可避免是考慮的要素。
創辦《香港文學》的目的, 劉以鬯在發刊詞中已說得清楚:
香港是一個高度商品化的社會, 文學商品化的傾向十分顯著, 嚴肅文學長期受到消極的排斥, 得不到應得的關注與重視。儘管大部份文學愛好者都不信香港嚴肅文的價值會受到否定, 有人卻在大聲喊叫“香港沒有文學”。這種基於激怒的錯誤觀點不糾正, 阻擋香港文學發展的障礙就不易排除。在香港, 商品價格與文學價值的分別是不大清楚的。如果不將度量衡放在公平的基礎上, 就無法定出正確的價值標準。[12]
劉以鬯所要秉持的, 就是這個正確的價值標準, 儘量抗拒市場價值和商業文化的侵襲。
讀者的增加, 出版者的工業化, 作家隨時準備滿足市場的需求, 這些變化都緣於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變化[13]。購買暢銷書有損文學, 割斷了讀者與文學的關係, 讀書可以改變和糾正環境的影響。如何捍衛文學本體的價值, 就給提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上。劉以鬯表現的是一種責無旁貸的堅持。
劉以鬯在一篇研討會上的發言稿中, 清楚地說明了在香港辦文藝刊物的困難。這篇發言稿於1981年發表, 當中談到《詩風》、《海洋文藝》、《香港文學》、《大拇指》、《八方》、《素葉文學》等雜誌的情況, 也說出了當時的文學雜誌陷於停頓或半停頓的狀態, 甚至依附於綜合性雜誌, 但偏偏綜合性雜誌為著避免銷量下降而削減文學的篇幅, 文學工作者寄望於報章, 但報章卻又不願刊登嚴肅的文學作品。當其時刊登嚴肅文學作品的園地, 只有《新晚報》的《星海》和《文匯報》的《文藝》[14]。我想這正是劉以鬯創辦《香港文學》的一種動力: 嘗試改變社會的風氣。在該刊的〈發刊詞〉中說得最明白不過:
歷史已進入新階段, 文學工作者不會沒有希望與新設想。為了提高香港文學的水平, 同時為了使各地華文作家有更多發表作品的園地, 我們決定在文學刊物不易立足的環境中創辦一種新的文藝刊物。[15]
在《香港文學》創刊號上的筆談會, 集錄了十位人士的意見, 其中黃傲雲(1938- )給八十年代初的香港文壇作了一個高度概括的敘述:
從八十年代開始, 香港在蛻變, 香港政府已逐步放棄殖民地政策, 市政局開始舉辦香港文學獎, 大學生開始反省; 他們主持的青年文學獎已捱過了十年, 青年人開始買書, 雜文作家開始精選作品, 結集成書, 文藝雜誌開始出版, 雖然銷路不多。這又是甚麼緣故呢?
原來從八十年代開始, 香港不只在蛻變, 而且在整體地蛻變, 青年一代開始成長, 開始目香港為家鄉, 於是他們開始需要精神寄託, 開始謀求思想出路; 而文學是精神性的, 是思想性的, 於是便有香港本身的文學出現。[16]
重新審視香港過去的文學, 較有系統的, 應始於1975年香港大學文社主辦的“香港文學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 後來編印了《香港文學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 出現各種有關香港文學的講座及討論。這可以說是一種自覺意識的崛起。香港並不是沒有文學, 只不過如胡菊人(1933- )所說, 它是棄兒, 但卻是“有為的”棄兒[17]。
三、華文文學的橋樑
八十年代初期, 文學上左右翼的意識形態開始淡化, 所謂左右翼的意識形態, 原是現代中國文學的一種延伸。一種本土的感覺已逐漸成形, 配合著內地的改革和開放政策, 香港的文學如何重新定位, 就成為一個首要考慮的問題。劉以鬯就說過他編《大會堂》的時候, 定下了一個原則: “中、左、右”和“老、中、青”的稿子[18]。《新晚報》於1980年9月14日 主辦的“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 據馮偉才(1952- )的報導, “是希望將三十年來香港文學發展的情況, 不分左右, 作一概括性的簡介”[19]。這種訴求隨時代變化而益顯[20]。關於七、八十年代初期有關香港文學的活動, 已有文章論及[21]。這裏擬引原甸(1940- )的描述:
香港的知識界在七十年代有了較大的變化。首先它出現了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 他們在香港長大, 在香港接受教育, 他們對香港的社會實際有自己獨特的感受……他們關心香港社會, 他們對現存的社會缺點並不滿意, 並有不同程度的改變現狀的要求和決心。他們當中有些人就是從這一基本上良好的願望出發, 接觸了文藝, 從事文藝工作。同時, 當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從外國留學回來後, 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對現存文化的驕傲感必然也給他們帶來了激勵, 這在某程種程度上對他們從事文化工作產生了鼓舞的力量。同時, 作為一個對居民控制並不嚴密的港口城市, 從香港地區以外也湧來了一些文化的補充力量, 這裏面包括了從中國內地、台灣和東南亞其他地區直接的或非直接的變相移民定居的文化工作者。這種力量的組合對於香港的文學界產生了一定的觸動作用。[22]
在第三十七期的編後記中, 劉以鬯說: “本刊是一本世界性的中文文藝雜誌, 創刊宗旨有二: (1)提高香港文學的水準; (2)充分發揮香港的橋樑作用, 團結各地華文文學工作者, 使華文文學成為一條拆不開的‘文學鏈’”[23]。劉以鬯將《香港文學》定位為一本“立足香港, 面向世界的華文文藝雜誌”[24], 在《香港文學散文選》的序言中說:
香港是一座國際城市, 地理環境特殊, 有足夠的條件在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各地華文文學的發展一直屬於個別性質, 縱有血緣關係, 彼此之間沒有緊密的聯繫, 缺乏具有動力的協作。
令人擔憂的是: 有些地區的華文文學正於逆境中, 危如朝露, 連繼續生存都受到威脅。這種情況, 引起我們的憂慮。我們在創辦《香港文學》時就拿定宗旨: 盡量撥揮香港的橋樑作用, 為華文文學服務, 將各地華文文學結合在一起, 當作有機的整體來推動。”[25]
各地華文文學的發展一直屬於個別性質, 縱有血緣關係, 彼此之間沒有緊密的聯繫, 缺乏具有動力的協作。
令人擔憂的是: 有些地區的華文文學正於逆境中, 危如朝露, 連繼續生存都受到威脅。這種情況, 引起我們的憂慮。我們在創辦《香港文學》時就拿定宗旨: 盡量撥揮香港的橋樑作用, 為華文文學服務, 將各地華文文學結合在一起, 當作有機的整體來推動。”[25]
又盧菁光也指出《香港文學》的中介作用, 尤其是內地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 其時仍受到某些局限[26]。其實, 原甸在1980年1月所寫的文章, 即指出:
目前的香港文藝界出現的情況正是如此, 一切首先讓位於“統戰”, 一切首先讓位於“橋樑”作用, 凡有“統戰”意義和“橋樑”作用的, 文藝界傾力而為, 爭相奔忙。香港的出版界, 首先出版的正是有這方面作用的作家作品; 香港的評論界, 首先引他們興趣的便是有這方面作用的作家作品; 香港的刊物, 首先刊發的也是有這方面作用的作家作品。[27]
當然, 《香港文學》並不止於“橋樑”作用。原甸當時即呼籲“香港文藝要有作為文藝的存在意義”。
八十年代, 香港和海峽兩岸, 關係微妙。要討論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學, 我們無法擺脫一些客觀歷史事實, 尤其是中國大陸開放以後, 各省份的院校紛紛成立一些研究室或研究所。1993年6月, 當時的嶺南學院, 曾經與廣州的暨南大學組織過一次華文文學研究機構聯席會議, 有接近二十個單位的負責人出席[28]。至於內地組織的各種研討會, 時間延續得最長的, 大概是始於1982年的“首屆台灣香港文學學術研討會”。當然, 八十年中國大陸和台灣在海外的學術交流活動, 其實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沒有充分的展開, 詳情可參黃維樑(1947- )的文章[29]。自暨南大學召開了首屆台灣香港文學學術研討會以後, 隔年便有一次研討會, 研討會的名稱, 第一(1982年6月)、二(1984年4月)兩屆用“台灣香港”, 第三(1986年12月)、四(1989年4月)兩屆加上了“海外華文文學”, 第五屆(1991年7月)加上了“澳門”, 第六屆以後, 則變成了“世界華文文學”。這種演變, 是頗有意思的。“香港文學”從最初開始, 是“祖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最後歸入世界華文文學的宏大架構中[30]。
增加交流和瞭解固然是籌辦研討會的主力, 但也不難看到其他方面的考慮, 尤其是中國內地的學術人口, 香港是無法比擬的。踏進九十年代, 導論、概觀、簡述香港文學史的書籍, 也陸續出現了。這十年的工作, 也就漸見成效了。
在八十年代, 除了《香港文學》以外, 台灣也出版了《亞洲華文作家》雜誌季刊, 創刊較《香港文學》還要早一點。該雜誌由亞洲華文作家協會主辦, 於1984年3月出版, 在香港、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等地, 都有一位地區連絡人。該刊至今仍在出版, 但截至1989年12月, 共出23期, 除刊登各個華文地區的作品和論文外, 包括座談會, 以及會議的論文, 也辦過不少以詩為主的專輯[31]。然而, 第一屆的亞洲華文作家會議早於1981年12月已在台北舉行了, 第2屆(1985年12月)在馬尼拉舉行, 而第二次會議的主題就是“一、亞洲華文作家的使命與努力的方向; 二、發揚中華文化, 著眼世界文壇”[32], 第三屆(1988年4月)在在吉隆坡, 第四屆(1990年6月)在泰國, 而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則於1992年11月成立[33]。筆者並不是要比較兩份刊物, 但從兩份刊物的性質和取向──各自有它的立足點, 同時又嘗試將各地區的華文文學連繫起來, 它們似乎是各自於華文文學的空間, 相互競爭。當然, 犁青(1933- )在1987年12月主編的《文學世界》, 也應添上一筆, 但它出版日期較後, 屬後來者, 也就暫且不論。
華文文學的發展不管是出於因內地與香港過去的隔離而有需要在文化上多加溝通, 抑或是華文文學發展必然形成的大趨勢。《香港文學》如實地記錄了這段時期不少可資研究的材料。從《香港文學》所載有關各地華文文學的作品特輯及論文, 以足資說明。香港以外地區的華文文學作品特輯, 如: “馬來西亞華文作品特輯”(01期)、“加拿大華文作品特輯”(02期)、“新加坡華文作品特輯”(03期)、“美國華文作品特輯”(04期)、“泰國華文作品特輯”(08期)、“菲律賓華文文學作品特輯”(11期)、“泰國華文文學作品特輯”(36期)、“新加坡女作家作品特輯”(40期)、“馬來西亞女作家作品特輯”(47期)、“新加坡微型小說特輯”(48期)、“澳門文學專輯”(53期)、“印尼華人文學作品特輯”(56期)、“新加坡青年作家作品特輯”(58期)等等。至於討論香港以外地區的華文文學的文章, 也有相當的數量, 此處不贅。
四、給香港文學寫史
劉以鬯十分重視整理香港本地文學史料的整理, 第十三期的一周年紀念號, 談的就是香港文學的過去和現在。《香港文學》給現在的讀者和將來的讀者, 下了許多工夫, 最明顯的就是分類的問題。翻開目錄, 就是清晰的分類。每隔十二期, 就是一個總目。翻檢第13、25、37、49、61各期所見的年度總目, 可以清晰看到各類文章和創作的名目。從第1期至第60期所刊登過的篇數, 即有二百多篇關於評論、文學研究、文學論文和史料的文章。所以, 在十多年後重新檢視劉以鬯當時編輯的《香港文學》, 可以見出一種通盤的考慮。除創作以外, 戲劇、訪問、報道、序跋、華文動態、書評等等, 都有適當的篇幅。至於該六十期所論及的作家或人物, 包括: 也斯、乞靈、小思、古蒼梧、司馬長風、西西、何紫、余光中、李英豪、李援華、杜國威、秀實、東瑞、林奕華、金耀基、侶倫、彥火、洛楓、胡燕青、郁達夫、唐滌生、夏易、梁燕城、梁錫華、犁青、許地山、許廣平、陳啟佑、陳德錦、曾敏之、覃權、黃谷柳、黃國彬、黃維樑、葉娓娜、劉以鬯、劉培芳、鄭清文、盧因、戴天、戴望舒、鍾玲、鍾偉民、聶紺弩、羅貴祥、羈魂等, 共四十多位。《香港文學》給香港的讀者, 提供了許多信息, 這些都不是商業雜誌或報章所能長期容許的。
單看每期的作者簡介, 可以瞭解到撰稿者的身分或社會職業。在這一群作者中, 有大學教職員、大學生、書刊編輯、文學家、中學教員、在香港一直從事文學活動或寫作的人; 他們有居港的, 也有旅居外地, 也有仍在國內生活。現在回過來看到這個陣容, 不一定要作出是編者有意為之的結論, 但這份刊物得到當其時各界的認同, 卻是無可置疑的。梁燕城曾認為《香港文學》的出版, 是香港八十代文學復興的一個高潮[34], 而今看來, 這個美譽實不為過。
假如將《香港文學》的出現, 放進香港八十年代的歷史框架內, 筆者猜想這是否客觀環境漸臻成熟而推動了香港文學的發展。華文文學受到重視, 當然不是一瞬間的事情, 但香港作為一個對外敞開的大門, 的確是一條紐帶, 也就是劉以鬯在發刊詞所打的譬喻, 環環相扣。“環環相扣”是一種消解中心想法, 如果中國大陸是中心的話, 世界各地的華文文學即是非中心化的集合。劉以鬯在一次聯歡會上, 曾提過:
在研究與推動華文文學時, 我個人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世界性的華人作家組織, 一方面加強聯繫與交流, 一方面推動華文文學提供發展所需的動力。然後, 通過這個組織, 設立世界性的華文文學獎。[35]
這個“世界性的華文文學獎”, 明顯是衝著諾貝爾文學獎而來。有關中國文學應否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討論, 其實只是爭取國際認同的問題。既然中國文學要通過翻譯, 始能有機會得到認同[36], 搞一個華文文學獎, 自然是務實的方式。
正如李歐梵(1939- )所說, 香港和大陸間的中心和邊緣關係, 並不是一種中心強, 邊緣弱的關係。“我覺得對中國大陸而言, 香港毋寧繼承了十九世紀的邊緣傳統──從一個華洋雜處、中西交匯的環境中作不斷的創新, 以之向內陸的中心挑戰, 並逐漸改了內陸的文化”[37]。《香港文學》就是一本這樣的雜誌, 它不單影響內地, 而且也走向世界, 向華人地區進軍。八十年開始蓬勃的所謂海外華文文學, 劉以鬯就是自覺地要做這件事。
香港並不是唯一以中文寫作的地區, 劉以鬯是從世界整體來觀察這個華文文學。在華文文學的前提底下, 可以免去地域觀念或某些意識形態的束縛。他是在重新為華文文學在世界中建立一個新的空間。重新找出自己的位置, 是克服異化的方法, 重構一個連貫的整體, 讓不同的個別主體在可選擇運動路線的諸節上繪製成圖[38]。這是存在等於定位的一種闡述。
曾經有批評指《香港文學》刊登太多香港以外的來稿, 以地區為限, 其實是牽涉到作家聚居的地方或出生地, 以及擴散的問題。這種地域的觀念, 忽略了原來聚居於香港的許多作家, 他們的背境同樣如此, 只不過在香港居留的日子久了, 時間把他們的地域標籤抹掉了。正如鄭樹森(1948- )在《聯合文學》月刊的“香港文學專號”前言所說: “香港文學有狹義和廣義的兩種。廣義的包括過港的、南來暫住又離港的、僅在臺灣發展的、移民外國的。但兩種之間隨著時間的流逝, 有時不免又得重新界定”[39]。當然, 歷史最後可能會告訴我們, 香港文學將匯入華文文學的大流。
提倡各地的華文文學, 這是一種強化的手段, 給予主體一種新的感受。將過去原來是零散的, 重新組合。也許劉以鬯就是希望這種最終的整合。劉以鬯是在按照自己的信仰, 去建構一個認識的結構, 這種大同的觀念, 也是一種傳統美學觀──推崇一種不可分割和一體的觀念。
馬漢茂(Helmut Martin, 1940-1999)在《世界中文小說選》的前言中, 擔心假如大陸最早編寫出台灣文學史的話, 而台灣又毫無異議的話, 則大陸的台灣文學史將主宰日後西方學者對台灣文學的解釋, 以及西方大眾對台灣文學的瞭解[40]。葉石濤(1925- )的《台灣文學史綱》1987年2月由高雄的文學界雜誌社出版, 但這部作品的首兩章, 以〈台灣文學史大綱〉為題, 在《香港文學》第4期(1985年4月)至8期連續五期刊載, 似有示範性的作用。
五、小結
八十年代以來, 人們開始關心香港文學的問題, 整理史料就成為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要搞研究, 資料是第一步, 過去內地或香港學者研究香港文學, 已深切體會到資料不足, 致文章以偏概全的嚴重問題。翻閱這六十期的《香港文學》, 劉以鬯的確起著牽頭的作用, 且建樹良多。更重要的是, 《香港文學》的出現, 給香港在世界華文文壇上確立了她應有的地位。只有在歷史中, 我們才能發現香港的文學, 才能理解當前香港文學所處的狀況。劉以鬯的精神和實踐是緊密結合著的。《香港文學》立足於香港, 為香港文學發言, 它跟社會、政府和大專院校的文學活動接軌, 尤其難得。林融曾說過, 在某種意義上講, 香港新文學史, 實際上主要是香港文藝刊物和報紙文藝副刊歷史的分析和綜合[41], 在這個世紀之交, 《香港文學》已成為香港文學史一筆豐厚的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