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在香港文學史上之地位

一、引言

《文壇》雜誌是李金髮(1900-1976)[1]於廣東曲江創辦的一份刊物(1940年7月)[2], 編輯委員包括仇章(?-1953前)[3]、盧森(盧法威, 1911-1982)[4]、陳子殷、胡春冰[5], 後遷至廣州。據該刊物的資料所顯示, 該刊自61期(1950年3月)開始在香港復刊, 直至346期(1974年1月)結束, 從未脫期。對於這份刊物如何能在香港維持了約二十四年的時間, 以及其間所經歷的變化, 筆者甚感興趣。《文壇》雜誌, 對香港的文壇應有一定貢獻, 但似乎沒有引起評論家的注意, 故筆者盼能作一補白。這篇文章屬史料的鋪述, 將以所見的有限文字材料為據, 盡可能以《文壇》雜誌上所見的資料來構築它的面貌, 希望從中確立《文壇》在它的讀者和作者群中的地位。

二、盧森來港前的生活和著述

盧森於1936年離開家鄉汕頭, 經香港至廣州, 認識當時《時代文藝》主編謝壽南(字耀生, 號天放, 死於肺病), 初以寫稿維生, 並獲得他的推薦, 為《時代文藝》和《廣州日報》副刊寫稿。廣州淪陷前回鄉, 從事教學, 當過訓育主任[6], 又在潮汕的《前鋒文藝》月刊當主編[7]。1939年應謝壽南(第四戰區政治部《陣中日報》社長)的邀請, 便辭去鄉間教席, 往韶關任職。當時《陣中日報》的編校人員, 有蔡逢甲(約1909-　)[8]、湯仲光、葉秉球、張國雄等人為編校人員, 饒沙鷗為中校總編輯。1940年任戰地記者, 往樂昌、坪石、衡陽、長沙一帶勞軍, 又往桂林、柳州等地, 經數月才返韶關。其後戰區遷往柳州, 盧森亦轉到粵省文化會工作, 並開始主編《文壇》。1942年秋, 盧森跟梁青藍、仇章在“廣東戰時省會（地點在曲江）廣東省文化運動委員會”共事, 曾寫很多戰地通訊稿, 在香港的《星島日報》和《國民日報》刊登[9]。盧森的工作, 其中之一為“理協救濟港澳文化新聞難胞”[10]。日本投降後, 1945年10月返廣州, 除編輯《文壇》外, 更兼《嶺南日報》和《廣東日報》編務[11]。1946年曾於廣州某訓團工作, 並兼任一大報的副刊編輯[12]。關於這段時期, 盧森有這樣的自述: “我自執筆寫作(那時我沒有鋼筆, 那筆桿就是用竹製的。)到從事新聞記者的採訪, 再到用剪刀香糊做編輯, (當時用的香糊掃, 也是小竹桿一頭敲爛的。)及後再進入宣傳機關, 管理全省新聞登記審核工作, 從抗戰到復員, 由縮編至自動辭職, 最後做民國卅七年粵省主席的掛名參議員……”[13]

　　盧森自述個人的寫作生涯: “我的寫作歷程是由學寫新詩到散文, 再從習作小說到劇本, 而到今天塗抹難登大雅之堂的雜文, 詩集也曾出版四本”[14]。在曲江的時候, 約1940年, 盧森曾和丁平(1912-　)一起組織過“詩建設社”, 跟陳蓉子、李若川(?-約1959)、劉夜曲、揚子江、影痕、沈旭步等人搞過詩展和朗誦會等活動[15]。盧森出版過詩集《日月重光》、《療》(廣州: 詩時代出版社)[16]、《夜明表》、《倦鳥之歌》, 出版過散文集《黑與光》, 短篇小說集《朝暾》(廣州: 文海出版社)[17], 長篇小說集《雙燕箋》。至於未發表的有約兩千餘行的長詩《青春之歌》, 和《拾到的生命》[18]。移居香港以後, 盧森似乎沒有甚麼著述, 在編後話中偶然會看到一點, 如散文詩〈駝隊之歌〉(191期, 1961年2月, 頁111), 至於在香港出版的《長夜》[19], 那是廣州時候的作品。

　　《長夜》為四幕悲劇, 是盧森在廣州復員後寫下的, 該四幕分別為〈合同〉、〈湖畔〉、〈林中〉和〈長夜〉。第二幕〈湖畔〉曾在惠州中學演出[20]。《長夜》是否仍有孤本, 不得而知, 但176期中的評論和評介文章中, 有相當的引錄, 可窺一豹。北野, 莊柳田和凌麥思在175期的評介文章中, 都分別指出“詩人讀之, 猶如一首新的長詩, 詩的小說”; “盧森兄畢竟是一位詩人, 他的表現手法完全是一位詩人的手法……「長夜」的對白, 我一直覺得盧森兄以詩人的情懷來處理, 好處只是提供讀者以文字的欣賞, 而忽略了一個劇本上演的可能性”; “當作一個劇本來看, 這個作品的成功所在與其形式是不十分符合的……作者筆觸的俏皮、流暢如一泓清秋水的氣質, 給讀者帶來詩的氣息, 每一句綿長的道白, 都好像是一段精巧玲瓏的散文”; “雖然你沒有沿用舞台一般的方式而寫／如果能上舞台／既使以詩劇而享名的莎翁／也該為你的創作而感震驚”[21]。縱觀四位評者的筆調, 似乎都不把《長夜》視之為獨幕劇來討論。到176期, 也有四篇評介的文字。“上面提過, 它有著滿含詩意的文字, 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我們看它時, 感覺得像看一篇韻味巂美而又遒勁有力的散文詩”; “也許作者立心創作詩劇, 把人物盡量「詩化」”; “我認為長夜是詩劇, 對白中盡是詩, 詩成為劇中人的「舞台語」”; “先生由於是詩人, 所以詞句非常洗鍊, 幾首插詩也是佳作”[22]。

　　羅熒和一城的評論和評介, 都觸及了劇本內容中有關廣州的文化界和出版界在復員後的種種黑暗, 以及辦純文藝刊物的困難, 且認為當時的香港文壇, 跟廣州的過去, 也是五十步和百步之間。

三、《文壇》的三個十年

　　第二期《文壇》由盧森接辦, 他當年29歲[23], 而盧森曾把它喻為“棄嬰”[24]。這個時候出版的《文壇》, 盧森說: “當時每兩月出版一次, 且版本還是廿四開紙型, 我節衣縮食, 眠乾睡濕, 因敵人時向粵北侵擾, 隨著機關一時到南雄, 一會又疏散到連縣, 所以一年也出不到四期; 總計在韶關四年, 只出了十二期, ──後兩期才改為十六開大本”[25]。抗戰期間, 第十三期因送檢遭扣, 無法出版, 後因戰事停刊了兩年, 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 得陳蓉子出資, 在廣州漢民北路某處覓得社址, 從第十三期開始再辦, 出版了六十期後, 即遷離廣州。大陸政權易手後, 盧森也南下香港, 該刊並於1950年3月復刊[26], 定名“春季號”, 而這一期的稿全部是從廣州帶來的[27]。《文壇》出版之初, 印刷用的紙章是南雄玉扣紙, 甚難有新聞紙可用[28], 故大抵早期的《文壇》已無法保存了[29]。

有關創辦《文壇》的源起, 盧森在132期的編後話〈過了一年又一年〉中告訴我們: “在當初目的只是為了反侵略, 為了抗戰建國; 及後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發揚光大, 為申張天地間的正義與自由, 由於本刊的立場堅定, 目標正確, 一直就得到廣大的讀者支持; 就是在此間七年以來, 為文藝而文藝的苦鬥, 成為海外華僑青年作家與讀友的心靈燈塔, 也非始料所及”[30]。在187期編後話〈我先「天下」憂與樂〉, 盧森曾將文壇發展分成三個時期: 抗戰, 復員, 以及流亡[31]。

　　《文壇》在香港復刊後, 它的社址最先應在沙田某處, 後於1955年春初遷至九龍汝州街六十二號三樓[32], 1960年2月中遷旺角彌敦道平安大樓十五樓五號[33]。《文壇》126期(1955年9月)是向香港政府註冊後出版的第一期[34]。在〈文壇出版三十年〉, 盧森對於辦了三十年的文壇不無感慨地說:

本刊在這三十年來, 第一個十年是在國內出版, 因為全民抗日, 戰禍頻仍, 憂患餘生, 備嘗艱苦……一九四九年共軍已渡過了長江……為下嚮往自由於是背井離鄉闖香港這個「珍珠島」……重振旗鼓, 「文壇」又如片片祥雲再和海內外的讀者群見面……然後再到了最近十幾年來, 因為反攻復國的希望有如望梅止喝, 海外各地的僑胞為了下一代的兒女適應當地環境的謀生智識與技能, 漸漸覺得精通中文是居於次要的地位……下一代的新讀者愈來愈少, 銷路也正比例地愈難支持了[35]。

《文壇》共計出版了三十多年, 在香港出版的時期, 基本風格沒多大轉變, 即使到後期表示會因應年青一代的口味而改變編排[36], 也只是在欄目上作點變化, 多添加點來信或廣告。原來封面用道林紙三色印刷, 到311期(1971年1月)開始改用柯式封面, 這算是追上時代的改革, 但盧森仍說那是迫於形勢, 而該期定價較原來的一元二角上調了三角[37]。

　　盧森在廣州時曾出版過《文壇》第一輯叢書, 共四種: 《芙蓉山下》、《生命的創作》、《夜漫漫》和《鬼屋人》[38]。1954年1月又決定出版第二、三輯的叢書, 該兩輯叢書目錄如下:

第二輯叢書(預告)
郢悱《英雄淚》	(長篇小說集)	郭嘉《陽光下的戀人》	(短篇小說集)
魯森《雙燕箋》	(長篇小說集)	安瀾《褪色的詩篇》	(短篇小說集)
碧原《相思曲》	(中篇小說集)	王璞《女伶》	(中短篇小說集)
金濤《幸福的鏡子》	(中篇小說集)	李勵文《湖畔草》	(散文集)
莫若英《夕陽紅遍烏鴉巢》	(短篇小說集)	梁青藍《靈思扎話》	(散文集)
張洗塵《十字架前的悲劇》	(短篇小說集)	李若川《湖呢？海呢？》	(新詩集)
第三輯叢書(預告)
雪倫《理想的追求者》	(長篇小說)	文菁《愛的日記》	(短篇小說集)
黎黑白《謠言成了事實》	(中篇小說)	楊士衡《生活圈外》	(短篇小說集)
菁蕙《靈魂的哭泣》	(中篇小說)	沈望《春天是我們的》	(小說散文集)
李若川《投宿的人》	(短篇小說集)	李羅昔《幾度夕陽紅》	(電影劇本)
張亮《荔子開花的時候》	(短篇小說集)	常青《生命的耕耘》	(散文集)
弓魚《靈魂的責罰》	(短篇小說集)	歌力《青春的悲歌》	(新詩集)

在廣告頁上, 第二輯的書目都附上說明的文字。這十二本叢書結果在一年內全部出版, 其後再多出二種, 即黃崖的《一顆星的隕落》和岳通的《野火集》, 共十四種。第三輯則未見出版。

四、《文壇》的銷量和經濟狀況

　　《文壇》在香港經營的首兩年, 按盧森所述, 基本上是虧損的[39]。當時的文壇, 有相當的刊物是接受美援支持出版的。如果盧森是倚靠個人和銷售量來支撐刊物出版的話, 它的位置就相當突出。《文壇》跟其他接受經濟支援的刊物競爭讀者, 而這些接受經援的刊物都先後結束, 這是客觀事實。

　　關於接受外來的經濟援助, 盧森曾透露是挺堅持己見的, 情願雜誌內部的事權統一。該篇文章對當時的“美援”亦略有批評, 雖然他認同須有經濟上的援助, 卻認為負責發放的機構卻無合理的分配, 並指出“美援”所支持的書刊, 沒有讀者群作為基礎。接濟斷絕, 刊物即無疾而終[40]。到133期的編後話〈希望不是空言〉, 就更直接地說: “我常常想, 不論任何一種雜誌, 報紙, 有後台老板支持亦可, 領津貼來延續亦可, 最重要的, 還是不要永遠做藤科植物, 應效懸崖峭壁上屹立的蒼松, 如果一個文人或做一種刊物的編輯, 他的著作, 他辦的刊物, 出版後全部給人照價收買, 而收買後全部火化, 雖然得到了厚利, 生活過得很好, 我想這種文儈的人生是毫無意義的！”[41]

沒證據顯示《文壇》曾接受過美元援助, 但《文壇》在香港復刊, 曾經得到張劍文的幫助。《文壇》在香港復刊後, 除編後話外, 盧森只發過三數篇作品, 而第91期即有一首〈友情交響曲〉, 筆名“洪成”。茲引錄如下: “感謝你給我全不計較酬報的奉獻／感謝你穠艷的花卉移植到我底心園／使我重振自信的旗鼓再健步邁進／使我生命與事業又欣逢第二個春”[42], 另外, 作者又自註在廣州復刊時得陳子蓉先生的幫助; 第二輯《文壇》叢書也是得到張劍文的資助才得以出版。

　　另外, 一個現象是盧森當時的經營方式, 是採用徵求“長期榮譽定戶”的方式, 又或“週年紀念訂戶”, 甚至是出版“文壇叢書”時以招股方式, 每股五十元, 徵募一萬元, 集腋成裘。這些方式, 都是有利於維繫一批長期的訂戶／讀者。至於反應方面, 似乎是出奇地好, 尤其是散落在各地的華僑, 對之似乎非常熱心, 自93期公布消息以後, 到97期和100期封底所公布的名單顯示, 原徵募的二百股, 只餘下十五股之數。

　　然而, 《文壇》最初在香港復刊時的情況, 在經營方面, 的確是困難的, 原因是“敵方的書店不售賣, 敵方的宣傳喉舌不斷為文攻擊”[43]。盧森明白香港的讀者有限, 故認為“必須發展至世界各地, 而海外廣大的華僑才是主要對象”[44], 他又定下長期榮譽定戶的辦法, 只須一次付清四年的費用, 即可永久寄贈, 雖然後來不得已仍要加收費用。假如那些短壽的刊物, 是因為缺乏讀者群的話, 盧森的經營方式就是絕對正確的。試比較該雜誌復刊初期封面內頁和後期封面內頁的出版資料, 便可以知道擴大了不少銷售點, 它的版權頁上, 各地區的代理不斷增加, 假如代理是以利潤為依歸, 這個銷售現象即反映該刊有一定的讀者群捧場。文壇能給讀者提供一些合適的作品。

五、《文壇》的編輯宗旨和方針

　　盧森認為辦物要有好編輯, 好作家, 好印刷所, 好代理商, 最後最重要的是好讀者。對於讀者, 在編後話〈芻蕘之見談刊物〉中, 他連續說了三遍“要忠誠對待讀者”。他的意見如下: 必須立定宗旨, 絕不能以讀者的要求放在第一位, 過份迎合只等於“溺愛”。至於讀者的類型, 他列出四類: 家庭婦女、世故的讀者、大專學院學生、知識青年[45]。《文壇》在香港能夠站住了二十多年, 原因可能如200期筆談中的一些讀者的嘉言所云: “不斷充實內容, 並從讀者中培養作者, 使刊物擁有大量的生力軍與後備軍”, 以及“文壇素來不以大言驚人, 花巧媚世, 或高舉什麼主義, 派流的皇皇大纛來宣示其權性”[46]。

　　盧森曾謙稱《文壇》上刊登的文章水準不高, 在這份刊物的定位上, 他沒有要求要達到高級知識分子所要求的水平, 原因很簡單, 他要負擔各項開支和費用, 每期必須銷四千份以上, 但從沒刊登過“荒誕的武俠小說”和“潘金蓮做包租婆”之類的黃色小說[47]。盧森說: “創一間較完善的中文中字學, 辦一種純正的「青年園地」的刊物並不可恥, 可恥是欲創辦專上學院而藏污納垢, 發刊「前衛文學」東抄西襲”[48]。盧森不止一次將辦刊物比喻為辦一所中等學校, 而他的讀者對象是中上學校學生和社會上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男女, 祇希望《文壇》能作為一般讀者、學生們課餘的國文補助讀物, 在社會上謀生的青年可以作為陶冶身心的益智良友, 他從來沒要求《文壇》作為研究生的讀物, 也沒想過要它作為大學教授的講義[49]。盧森要的, “不是專家, 而是中上學校學生及海內外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 辦到給他們可師可友(成熟的友)”[50]。盧森亦曾自詡《文壇》在極艱苦困難中, 能夠循序漸進, 像一間作家養成所, 發掘新作者, 培養新作家, 刊登洋溢時代感的優秀佳作, 因而得到海內外的男女讀友讚譽, 互相推介不斷地增進與擴展, 而那就是他編輯方針正確的明證[51]。

　　盧森曾引過一段人家對《文壇》的讚譽, 該文見《祖國周刊》336期, 題為〈香港文壇一瞥〉, 署名“森然”。引文如下:

目前香港自由文化界有三個純文藝的刊物: 一個是筆會所辦的「文學世界」……所發的東西多半是筆會會員的作品。內容雖不錯, 可是容納的作品太狹……其次是盧森主編的文壇月刊……目前的主編盧森先生, 以一人之力支撐一個刊物, 並且做到自給自足, 他那踏實苦幹的精神, 與幾年來辛勤的成就, 每一與朋友談起, 就相互贊歎不止。但是無可否認, 文壇因為取稿較寬, 作品水準不齊, 其中有不少好東西, 也有初學乍練的嫩貨色。大概因此之故, 該刊在培養新作家上收穫獨多……此外「文藝新潮」本是一種水準很高的刊物, 可是未能定期出版, 非常可惜[52]。

假如當時的純文藝雜誌只有這數份刊物能夠維持的話, 新人的作品, 除投稿除報章外, 《文壇》就應是唯一的選擇[53]。

　　給《文壇》投稿的作者所屬地區的問題, 盧森在〈別把玻璃充鑽石〉中有一些說明: “過去十年, 本刊除了極少數的台灣作者如饒沙鷗, 歐陽惕, 叔孫予, 帆影, 朱星鶴, 蔡文甫等撰稿之外, 十之八九還是香港作者的天地, 但是從最近五六年來, 本港的逐漸減退, 而台灣的卻與年俱增, 幾乎比數是到了相反的程度”[54], 該文最後更希望不要步帝昺投海的後塵。

　　盧森所辦的這份刊物, 能夠維持, 大概是因為他把《文壇》定為普通的刊物, 不會搞甚麼現代詩或意識流之類的作品, 盧森是掌握到當時的環境和也許是大眾的口味, 要搞水準很高的文藝刊物, 稿源和銷路是最大的問題。從一份雜誌的生命周期來看, 《文壇》的確可以傲視香港的文壇。265期的編後話〈謹致衷心的謝語〉, 有一段話如下:

前些時曾有一批青年辦「黃河文藝」, 後來內部鬧意見, 分為兩派各辦同名的刊物發行, 為文互相政擊, 曾幾何時, 爭勝的也只辦四五期便夭折了。近二三年來創辦了好幾種文藝刊物, 如「華僑文藝」, 「海光文藝」, 都站不住腳先後塌台了, 甚至香港筆會所辦的會刊「文學世界」也早已成了出版史上的名詞。至若「文藝新潮」, 「新思潮」, 「好望角」等, 早墓木已拱, 骨頭也可以敲鼓了[55]。

盧森並不是驕傲, 只是說出了文壇的實際情況。

六、盧森的文學趣味

盧森深信文藝那股潛移默化的力量, 所以要求自己為讀者建立“精神堡壘”和“靈魂燈塔”。他認為《文壇》上的作者, 以真實的情感和向善的良心, 寫出了美化人生的作品。這些作品能使失望的人重拾信心, 徬徨的人尋到正確的路向, 消極的人再奠奮鬥的意志; 至於驕奢淫佚的人會痛改前非, 恃勢逞強的人會知所歛跡, 為非作歹的人會革面洗心[56]。

　　盧森對於西洋文學, 並不抗拒。他說過: “「文壇」負有新文藝繼往開來的使命, 雖暫不刊登譯稿, 惟對於受西洋文學影響, 經過消化, 融會貫通, 別出心裁的創作, 我們還是非常歡迎的。”至於這篇受盧森歡迎的作品, 是指盧因的作品, 盧森認為他的作品帶有法國現代派作家的情調[57]。盧森也喜歡力匡和齊桓的作品, 但對於武俠小說和晦澀的現代詩, 是較為抗拒的[58]。儘管慕容羽軍的那篇論武俠小說的文章能在《文壇》上刊登[59], 但並不表示盧森本人對武俠小說的認同, 在盧森家裡的一次新年聚會上, 就有一個結論: 本刊作者不寫武俠小說[60]。此外, 盧森甚少對文藝有批評, 212期的編後話〈我對現代詩的看法〉, 算是寫得較多了。他譏評當時太多無師自通的所謂現代詩人, 並不是甚麼留英美法的學士, 而只是在英文書院或中文中學讀書的學生[61]。

　　盧森的《文壇》, 徵求稿件中有要求作品能“喚起民族意識, 宣揚民主思想”, 原因是要使流落海外的僑胞仍能時時猛省, 身在江湖, 心存魏闕[62]。《文壇》能夠立足香港, 且經歷了二十多年, 自有它的可取之處。盧森在編後話〈別把玻璃充鑽石〉中說:

我辦文壇, 立志為文藝而獻身, 所選編的作品必須與文藝有密切關係的, 過去偵探小說風行一時, 本刊絕不徵求閉門造車的大家作品, 登載偵文, 探文; 十年來武俠小說又大行其道, 本誌亦不邀約面向壁虛構的名家寫稿, 辦成武壇、俠壇。今日港九的青年逞勇鬥恨狠, 無數歹徒打家劫舍, 追究根源, 或多或少都是偵探小說, 武俠影片所種下的禍根[63]。

當然, 《文壇》曾刊過一些近乎偵探味道的小說, 結果有讀者來函問詢, 盧森在編後話中即以巧合和這些作品具藝術修養作覆。

文壇在港九復刊二十餘年來, 對社會, 對讀者, 良好的影響, 當然是微乎其微; 但是絕不會有含有任何毒素, 不消極, 不頹廢, 只是不斷地薰陶讀者向真善美的心, 灌輸藝術文學部門正統的智識, 雖然不趨時髦, 不重浮華, 不為最前進, 站在時代尖端的青年男女所狂愛, 但仍擁有謙謙君子, 認真向文藝研鑽的文人學士所歡喜閱讀[64]。

　　有一點頗值得注意, 《文壇》的讀者對象, 有一部分是當時寄居香港以外地區的華僑, 它好像負著一個使命, 就是讓海外的中國人, 能夠有機會多閱讀一些本國的中文讀物。碧原在他的一篇記聞中有如下的慨嘆:

本來, 這些誨淫的書籍畫報, 對我們華僑青年戕害實在甚大, 但, 這是外國的地方, 負責風化或者文化的官員, 對中文是「目不識的」, 而且, 對他們的國民並無任何損害, 所損害的, 只有你們的僑胞, 所以根本沒「查」也沒有「禁」, 而作為華僑的官方負責人和華僑自己的社團對此又熟視無睹, 於是, 便一任其大行其道, 這與賭博及吸毒, 成為我們華僑自處的三大害[65]。

至於盧森, 他也有同樣慨嘆海外的華僑, 為謀生而放棄入讀中文學校, 憂慮中文報章日後凋零[66]。

七、《文壇》在香港文壇的地位

　　《文壇》的地位, 很難處理, 但有趣的是, 盧森強調《文壇》是“出版十三年東南亞唯一純文藝雜誌”[67], “東南亞唯一的純文藝”, 而對於海外的讀友, 認為特別值得重視[68]。盧森自認是僑民, 《文壇》也就成為一份華僑雜誌[69]。當時的香港文壇, 在部分文化人的心目中, 即以香港為一海外的文壇中心, 跟當時的星洲、馬來亞、泰國、菲律賓和北婆羅洲並列[70]。1956年11月號的編後記中, 盧森告訴我們該雜誌在香港的訂戶始終無法增加, “再據發行部統計的數字, 本刊的定戶以加拿大, 美國為首, 次為東南斐及美洲; 批銷則以東南亞為最, 菲律濱亦逐漸增加, 獨有馬來亞各屬, 較諸上列各區則望塵莫及”[71]。

　　又盧森曾經替海外華僑組織和文化團體編印書刊, 在香港印刷, 然後寄回原地的, 不下十家[72]。一是南斐約堡業餘文藝社, 印刷《好望角》, 但只印了兩期即停刊, 另一是替美國加州Borstow埠的僑青文藝社編印《僑青文集》, 資料所見, 出版了三期[73]。

　　對於時人對《文壇》的批評, 何政清[74]曾先後兩次撰文辯護, 一篇署名“簡刑”。這篇文章著重說明《文壇》不重門面, 辦事的人少, 沒邀請名家寫稿, 也沒用交際手段討好買乖別人, 它的取稿重質不重名, 園地公開, 歡迎有才能缺少火候的新進作家, 所以屹立不倒[75]。另一篇署名鄒楓, 文章的重點是雜誌的編排技巧僅屬次要, 文章內容才是主要的[76]。

106期(1954年1月)《文壇》, 盧森曾刊出一份《文壇》讀者訂戶的統計資料[77]:

地區別	基本訂戶 分配額	榮譽讀者 分配額	地區別	基本訂戶 分配額	榮譽讀者 分配額
美國	150	20	馬達加斯加島	50	5
加拿大	150	20	東南亞	100	5
非洲	100	10	馬來亞	50	5
歐洲	50	5	菲律賓	50	5
澳洲	50	5	南美及各島	30	7
毛里士	100	5	港九及澳門	100	7
			其他	20	5
				1000	104

假如上表的資料是無訛誤的話, 香港讀者所佔的比例, 在當時只佔十分之一。到116期(1954年11月), 封底又出現一份〈本刊海內外強有力的支柱芳名介紹〉[78]。該名單分兩類: 一、“永遠護本刊並不斷介紹定戶的讀友姓名”; 二、“一再支持本刊從未間斷的讀友姓名”。第一類再分“海外各埠”和“本港及澳門”, 分別各佔約134戶和96戶, 但“本港及澳門”有一千四百多人沒有具名。至於第二類, 全屬“海外各埠”, 約195戶, 另有二百多用英文名字的沒有列出來。由此可見, 《文壇》在香港以外的地區, 有超過五百戶訂閱, 擁有固定數量的讀者群。據蔡逢甲的一篇演詞所說, 香港報紙的讀者多在香港, 但香港雜誌的讀者卻多在南洋及世界各地[79]。

《文壇》曾經遇上經濟問題, 生活指數, 公營事業加價等, 於是要向長期的榮譽訂戶要求補助郵費。193期(1961年3月)即公報了五十九位補助郵費讀者的芳名。所以, 當時的海外讀者, 對《文壇》是相當支持的。

　　當大陸的政權轉移以後, 像盧森這樣背境的文化人, 離開家園的, 人數不知凡幾, 但從文化或文學活動遷徙的角度來看, 卻是甚有意思的。五四以來的文學重心, 是北京和上海, 但隨著戰事此起彼落, 部分文化人輾轉南下, 香港成為他們的一個旅站。他們的背境和政治身分不盡相同, 但從事文化或文學活動的方式則一。《文壇》的政治傾向暫且不論, 但刊物上所發表的作品, 去國懷鄉, 人生哀樂的調子, 卻時有所見。當然, 以香港為出版地, 編者盧森也希望來稿能多寫一點跟香港有關的作品。

八、小結

　　由於盧森喜歡在編後話“嚕叨”, 所以他給我們保留了大量的材料。文壇最初在曲江創刊, 到遷往廣州, 再到香港復刊, 這些都已成歷史。盧森從二十九歲到六十三歲, 大半生的時間都放在《文壇》上, 時代可以說賦予了盧森一個使命。

　　回顧五十年代出版的《文藝新潮》和《新思潮》一類較為前衛的刊物, 它們的任務是突破當時社會上一般人對文學認知的規範, 我們絕不能懷疑它們的貢獻。至於那些推動一般社會大眾接受文藝的刊物, 同樣也不能一筆抹煞。《文壇》有固定的讀者群, 這是肯定的。六十年代, 對於色情和武俠的小說, 盧森擔當著守衛者的角色; 對於中文水平日益低落的華僑青年, 盧森又是以一個竭力拔高他們的水準的編者自居。

　　筆者粗略地將香港出版《文壇》翻了一遍, 除所缺的期數外, 看到的是刊物上的作者, 基本上是來自澳門、香港、台灣, 少數來自外地的華人地區[80]。除本地的作家外, 其他的都可以說是流落香港、澳門和異地的文化人。《文壇》在香港復刊後, 的確是凝聚了一批文化人, 給當時的一批知識份子有一個可以借寫作來抒懷的機會。至於讀者, 並不限於香港人, 而外地讀者的數量更可能較香港本地的讀者要多。這說明了甚麼？中國大陸解放前後, 內地文化人已在華南活動, 香港是一個據點, 到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以後, 部分離開大陸的文化人, 或滯留香港, 或放洋異域謀生, 香港作為一扇窗戶, 就成成為他們聚合的中心。《文壇》的作者和讀者, 正反映出這種組合。至於《文壇》上所發表的作品, 我還未有時間詳細地去看, 所以作品的質量方面暫不能下甚麼判斷, 但正如我所發現的, 編者盧森是把《文壇》看作一份純文藝雜誌, 而這份雜誌在東南亞和美加也有一定的讀者, 數量可能比香港還要多, 這說明了香港過去可能是一個華文雜誌出版的基地, 給世界各地的華人提供過不少的中文作品。如果這個說法是成立, 香港如何影響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 將又是一個研究的線索。

"The Status of Wentan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文壇》在香港文學史上之地位)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Dynamic and Diversified--Proceedings of the 199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ng Kong Literature (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ed. Wai-leung W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846-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