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1849-1911), 由於政治上的需要, 小說的價值給提到很高的地位, 舊小說的晦淫誨盜和新小說的覺世覺民處於一種對立的位置。加上印刷事業的發達, 這個時期產生了為數不少的作品。其中給魯迅(1881-1936)定為“辭氣浮露, 筆無藏鋒”的“譴責小說”, 王德威(1954- )早在八十年代, 曾提出以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所的“嘉年華”(carnival)式的喧笑配合西方“鬧劇”(farce)的理論, 重新審視[1]。晚清社會與小說的研究, 亦從不缺乏[2], 但尚未見到細讀李寶嘉(1867-1906)的《中國現在記》的文章。本篇論文即筆者重新閱讀這篇小說的一點看法。小說具體內容的論述見第4、5兩 節, 筆者將借用吳趼人(1866-1910)對該小說的評語, 以及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1932- )情節結構的觀點, 梳理其中的內容, 分別從內容和敘事切入, 看小說如何表現晚清社會光怪陸離的現象──社會秩序的逆轉、人物的醜化, 以及道德的曖昧等。
李寶嘉, 字伯元, 別號南亭、南亭亭長、遊戲主人、謳歌變俗人、芋香等, 江蘇武進人。按王學鈞(1950- )所編年譜, 李伯元20歲考中秀才, 補廩貢生, 堂伯父李念仔(?-1894)曾給他納捐候補, 只因李伯元無意功名, 未赴辦理手續。李伯元於1896年(光緒[1875-1908]二十二年)移居上海, 開始了他的報人生涯。李伯元曾受聘為《指南報》(1896年6月6日 創刊, 約1897年9月停刊)主筆, 1897年5月與友人創辦《遊戲報》, 1901年5月創辦《世界繁華報》, 1902年底曾獲保舉經濟特科, 辭不赴, 1903年5月商務印書館《繡像小說》半月刊創刊, 受聘為主編。李伯元的作品有《庚子國變調彈詞》、《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活地獄》等, 而這一篇文章要討論的, 是他的《中國現在記》。王學鈞認為李伯元主編《繡像小說》, 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 一方面固然是他開始跟“花界”的關係漸漸疏淡, 並開始他一生創作中最輝煌的時期, 但重要的是李伯元表現出深受“小說界革命”的影響[3]。
《中國現在記》於1904年6月12日 在上海《時報》(The Eastern Times)開始連載, 直至同年11月30日 該報第172號止, 前後共11回[4], 未完。至於何以沒有續完, 不可考。這篇小說最初由阿英(錢杏, 1900-1977)發現, 但該小說發表時並無署名[5], 至於得知作者是李伯元, 主要是吳趼人在〈李伯元傳〉中, 提及李伯元曾經寫過這樣的一篇小說[6]。所以, 可以說只有一個孤證。
二、首刊《中國現在記》之《時報》
《時報》創刊於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1904年6月12日 , 1939年9月1日 停刊)[7], 主持者為狄葆賢(字楚卿, 號平子, 別號平等閣主人, 1873-1921)[8]。這份報紙跟梁啟超(1873-1929)的關係非常密切, 據羅孝高《任公軼事》說: “其命名曰《時報》及發刊詞與體例, 皆任公所撰定”[9]。該報之發刊例共二十五項, 其中第十一項是“本報每張附印小說兩種, 或自撰, 或翻譯, 或章回, 或短篇, 以助興味而資多聞。惟小說非有益於社會者不錄”[10]。從這一點看來, 《中國現在記》在報館的主持看來, 應是一篇“有益社會”的小說。胡適(1891-1962)在〈十七年的回顧〉中, 也曾縷述過他跟這份日報的因緣, 以及他如何受該報的影響, 文中提及他曾把《時報》上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的專著都剪下來黏成小冊子, 也舉過一些小說和譯作的例子, 可惜就是沒提及《中國現在記》[11]。
在《時報》的發刊詞中, 對取名“時”, 有如下的闡釋:
《時報》何為而作也? 記曰, 君子而時中。又曰,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道國齊民, 莫貴於時。……與時不相應, 未有不敝焉者也。今之中國, 其高居於權要伏處山谷者, 既不知天下大勢, 謂欲抱持數千年之舊治舊學, 可以應今日之變, 則亦既情見勢絀, 蹙然如不可終日矣。[12]
這篇發刊詞還提到一些當時泰西各國如何撥亂致強的方式, 不一定適用於當時的社會。一些有志之之士, 卻又由於“常識不足, 於學理不明, 於是勢不審, 故言之不能有故, 持之不能成理。欲實行焉, 而倀倀不知所適”。所以:
今日千鈞一髮之時哉! 同人有怵於此, 爰創此報, 命之曰“時”, 於祖國國粹, 固所尊重也, 而不適於當世之務者, 束閣之。於泰西文明, 固所崇拜也, 而不應於中國之程度者, 緩置之。而於本國及世界所起之大問題, 凡關於政治學術者, 必竭同人譾識之所及, 以公平之論, 研究其是非利害, 與夫所以匡救之應付之之方策, 以獻替于於我有司而商榷於我國民。[13]
辦報者的立場, 似乎是要站於“有司”和“國民”之間, 以救國為重任。這篇發刊詞跟《中國現在記》同日首刊, 如當時的小說作者, 都抱著開啟民智的心態, 第1回所談的“八股”、“剪辮”、“同胞”, 和“經濟”等問題, 就會顯得別有一番意味。
三、小說之寫作意圖
李伯元主編《遊戲報》時, 所持的態度, 主要是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 〈論《遊戲報》之本意〉一文, 開首即用反詰: “豈真好為游戲哉? 蓋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不得不假游戲之說, 以隱寓勸懲, 亦覺世之一道也”[14]。所以, 不應把《中國現在記》單純視作李伯元的“遊戲筆墨”, 誠然小說中也看到點點詼諧筆調的痕跡, 如馮耀祖得知中了舉人, “這時候馮耀祖正在屋裏提了一把溺壺, 要想小解, 一聽說他中了, 這一歡喜非同小可, 竟忘其所以, 一手提著溺壺, 趕到他老子面前, 順手往鍋台上一放, 一手向地下去拉他老子”[15]。主編《繡像小說》的時候, 基本上已改變過來, 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一文中, 開首即遽下斷語: “歐美化民, 多由小說; 榑桑崛起, 推波助瀾”, “或對人群積弊而下砭, 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鑒, 揆其立意, 無一非裨國利民……于是糾合同志, 首輯此編……藉思開化夫下愚, 遑計貽譏于大雅”[16]。這不啻是嚮應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下砭”和“立鑒”, 都隱含教化意圖。
《時報》乙巳(1905)年五月二十七日 及六月初八 的論文, 題為〈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
其一, 當補助我社會智識上之缺乏。夫我社會所以沉滯而不進者, 以科學上之智識, 未足故也; 以物質上之智識, 未有經驗故也。因之而安于固陋, 入于迷信者, 大半以此。若提倡小說者, 而能含科學之思想, 物質之經驗, 是則我社會之師也, 我社會之受其益者當不淺。雖然, 尤有一事。我社會之所以衰弱而無力者, 以國家思想之薄弱也。以己與國無關, 國家與己無與也, 故一聽其腐敗滅亡而無所顧。若提倡小說者, 而能啟發國家之思想, 振作國家之精神, 是亦我社會之指導者也, 我社會之受其益, 亦必不淺。我社會智識之缺乏, 雖不一端, 而今日所最宜補助者, 莫如斯二者。[17]
由此可見《時報》主事者視小說為社會之補益。
小說的寫作動機, 閱讀或講述對象, 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在小說的“楔子”中, 敘述者謂:
過去之中國, 既不敢存鄙棄之心; 未來之中國, 亦豈絕無期望之念。但是窮而在下, 權不我操。雖抱著撥亂反正之心, 與那論世知人之識, 也不過空口說白話, 誰來睬我? 誰來理我? 則何如消除世慮, 愛惜精神, 每逢酒後茶餘, 閑暇無事, 走到瓜棚底下, 與二三村老, 指天畫地, 說古論今, 把我生平耳所聞, 目所見, 世路上怪怪奇奇之事, 一一說與他們知道。他們雖是鄉愚, 久而久之, 亦漸漸的心領神會, 都道原來現在的事, 不過如此。我又怕事情多了, 容易忘記, 幸而在下還認得幾個字, 于是又一一的筆之于書, 以為將來消遣之助。咳, 雖如此說, 古今來稗官野史, 很有些與人心世道息息相通, 在下又何敢妄自菲薄。佛說云: “欲知來世因, 今生作者是”。這便是做書人的微旨了。(《中國現在記》, 頁1)
這篇開場白, 跟上文所引《時報》的發刊詞中所提及“時”的問題, 即放眼現在, 互相闡明。“現在”的想法, 是狄葆賢的一個創新觀念, 他十分推崇梁啟超的小說觀, 且曾作如下五個有關小說特徵之補述:
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 亦有說乎? 曰: 彼其二種德、四種力, 足以支配人道左右群治者, 時賢既言之矣; 至以文學之眼觀察之, 則其妙諦, 猶不止此。凡文章常有兩種對待之性質, 苟得其一而善用之, 則皆可以成佳文。何謂對待之性質? 一曰簡與繁對待, 二曰古與今對待, 三曰蓄與洩對待, 四曰雅與俗對待, 五曰實與虛對待。而兩者往往不可得兼。于前五端既用其一, 則不可不兼用其餘四, 于後五端亦然。而所謂良小說者, 即稟後五端之菁英以鳴于文壇者也。[18]
“二種德四種力”即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所提出的論點, 其中“古與今對待”的觀點, 狄葆賢在下文解釋時說:
時有三界, 曰過去, 曰現在, 曰未來。人之能游魂想于未來界者, 必其腦力至敏者也; 能游魂想于過去界者, 亦必其腦力甚強者也。故有第一等悟性乃樂未來, 有第一等記性乃樂過去。若夫尋常人, 則皆住現在、受現在、感現在、識現在、想現在、行現在、樂現在者也。故以過去、未來導人, 不如以現在導人。佛之所以現種種身說法, 為此而已。[20]
這裡所錄的大段文字, 不啻是解釋《中國現在記》這篇小說之所以存在的另一個重要註腳。將小說的“楔子”和這篇文章並讀, 我們大概也得認同作者彷彿就是按照狄葆賢之小說論來演述, 換句話說, 即從理論到執筆為文的一種試驗。“故以過去、未來導人, 不如以現在導人”, 這正是小說寫作的動機所在。梁啟超曾指出: “今試觀我中國, 朝野上下, 其所謂秩序者安在乎? 望其官府, 則魑魅罔兩所出沒, 黑暗詭僻, 無復人道也; 察其民間, 則盜賊之藪, 貪詐之府, 與野蠻時代未立政府者, 無以異也”[21]。尋常百姓, 或者一般鄉愚, 對於政治學術、是非利害、救國方策, 又怎會有甚麼反應? 小說也成為不二法門。
四、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知進化
吳趼人在〈李伯元傳〉中曾提及有關李伯元創作各篇小說的梗概。“憂夫婦孺之夢夢不知時事也, 撰為《庚子國變調彈詞》, 惡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 撰為《官場現形記》, 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知進化也, 撰為《中國現在記》, 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 每一脫稿, 莫不受世人之歡迎, 坊賈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說, 假君名以出版者, 其見重於社會可想矣”[22]。文中“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知進化也”, 一方面固然是吳沃堯對《中國現在記》之讀後感,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我們重讀這篇小說的一個視點──如何“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知進化”?
“同流合污”一項, 在小說中最明顯不過的例子, 自然是晚清的官場。可作對比的是, 供職京師的和外任的官員。首先是各級官員的貪賄(冰敬、炭敬[23]、門生贄見)、捐官、捐升等。官員外任, 地方官員總會送錢, 如第3回黃仲文自以為當了欽差, 向藩台指頤氣使, 最後辭行時撫台只送他二十四兩 銀子作程儀, 加上在省的各級官員所送的錢, 只收得二三百兩銀子; 第11回安尊榮快要卸任太平府, 便藉詞託人向縣老爺張長懋借三千兩 銀子, 當中出了誤會, 最後各人因怕開罪這位撫台的紅人, 也得送他一千兩 銀子。
敘述者借衛得勝透露出一般當官者的心態: “千里為官只為財”(《中國現在記》, 頁12)。衛得勝是武官, 能帶營頭, 即可以吞吃兵餉, 但寫得更具體的是第8回, 有關治河的時候如何偷工減料。一是在那些栓在樁上的繩子下手, 方法是裡邊用舊麻, 只外邊用新麻, 但開支卻全用新繩子的價錢, 另一是在買土下手, 分“車子土”和“現錢土”兩種, 原來是一車土發一根簽子, 但每車土多發一兩 根, 當委員的便可均分多報的工錢, 這叫做“車子土”。“現錢土”是當河工要“緊合龍”的時候, 任何人都可推土, 錢全是解開了串, 放在簸籮裡, 委員收土後便抓錢給推土的人, 但他們可以作弊, 把應放在簸籮裡的部分錢收下。當然, 更甚的是故意在堤上挖洞, 當水勢盛時即缺堤, 要修築工事, 委員又可賺錢混飯。第9回, 那位候補縣丞黃元吉為求獲得知府紐樹德保舉辦河工, 於是使計把史培在河工上所貪得的錢充公, 史培是河工夫頭, 錢充公了, 自然要得另想法子生活, 唯一的法子就是再去挖河堤, 也就正中他的下懷。第10回寫山東河工的積弊, 便派了刑部左侍郎文大人去查辦, 這位文大人起初也鐵面無私似的, 說要在“工上”設行轅, 督率防堵, 實際是“開弓不放箭的辦法”, 目的也是要詐錢。但撫台早已把七萬兩 銀子匯到京城一家店號, 再由該店號發電報給文文人確認。
“社會不知進化”, 是吳趼人所提出來的另一觀點。1901年清政府跟英美法德日等十一國公使簽訂“辛丑條約”後, 即頒布新政詔書, 如改科舉、廢書院、派遣留學生等。這些支節, 在小說的首數回都有反映, 開端即充滿新舊意識的對比, 如新式“學堂”與舊有的“書院”制。另有關朱紫桂的每一個情節, 則共同塑出一個新舊過度之間的悲劇角色, 小說中有關之情節可點列如下:
1. 「救亡圖存」大抵是清末的國情, 讀者在小說的第1回所讀到的, 是侍郎朱紫桂【朱子貴】[24]如何抗拒新事物, 首先是朱紫桂最初之所以得意於官場, 全賴生平的兩種學問, 一是做八股文章, 另一是擅於楷書, 但對公事卻不求甚解, 結果遭革職解任。
2. 朱紫桂與勞二瘸子之間的對話, 關於「同胞」的稱謂和「經濟」問題, 表現舊式文人處那個時代的無知, 他們所盼望的仍是希望靠立言而「俎豆名山」。
3. 「辮」是一種清政府惡行的一種象徵, 在朱紫桂和勞薪【老新】二人的對話中, 已大膽地道出何以清人入關的時候, 要強迫漢人薙髮留辮, 所以「剪辮」實象徵著對清政府對漢族壓迫的一種反抗[25]。但朱侍郎仍迷戀於在他心目中的「天朝服制」, 剪辮子就是當外國奸細, 獎勵出洋學生是養癰為患。
4. 禮部議覆核減鄉會試中額, 朱紫桂即馬上與他的門生御史胡信言上摺子, 預備爭回科舉[26]。朝廷收到摺子後, 原是要駁回的, 幸軍機大臣施守球【施守舊】中堂極力挽回。施中堂原是朱侍郎中進士的座師, 同樣反對新政(諸如練兵, 開學堂, 興商務等)。
5. 朱侍郎生平最恨外國的東西, 結果是不穿洋布, 不點洋燈, 不坐鐵路、輪船, 不看外國大夫, 不用電報, 自己的孩子因讀《官商快覽》, 結果也捱了他的打。
小說中人物的對話, 是敘述者在不斷給小說製造意義。敘述者則要負責提供許多小說情景所需要的信息。朱紫桂的諧音, 以“朱子”為貴, 跟這個角色也是吻合的, 宋儒朱熹、科舉考試、八股文、舊式課程等原素或信息, 都可以加諸這個人物身上。人物姓名的虛構, 其實已預示小說中人物所擔當的角色。
當然, 對於舊學, 小說中的敘述者, 也不是一概否斥的。那位黃仲文在第3回再出場時, 跟浙江巡撫田紹芬一輪議論, 後嚷著要把《四書》《五經》燒掉, 敘述者即借田紹芬的回應, 指出黃仲文所資引證的話, 都來自經書, 極盡揶揄。但即使是提倡新學, 如為不學無術之流, 敘述者也是有意見的, 如第10回, 白盡忠被議革職後, 四處遊玩, 途經杭州的平山堂, 在那兒遇見“算學堂”的教習何志雲。那位教算學的人, 就是為敘述者所不滿一個例子。
五、小說情節的線性發展
這篇小說, 據米列娜在〈晚清小說情節結構的類型學〉一文中所論[27], 應屬線型的敘事模式。在這種格式的行文中, 各自獨立的小說母題由人物的行動連接著, 而旅行和追求事業或伴侶則是“線”的推動力。本篇共十二回的小說, 發展的線索可點列如下:
1. 首三回主要以朱侍郎為核心的故事, 講的主要都是守舊人物, 因罷官回鄉, 途中拜訪撫台田紹芬, 引出黃仲文的故事。
2. 第4回開始即交待了他已作古, 便把故事轉到他原籍紹興府某富戶的故事。第4、5兩 回, 講的是馮耀祖連捷進士, 「簽掣」湖北, 陷入湯盤新的詭計。
3. 第6回交待胡安邦原應出任黃梅縣令, 但馮耀祖捷足先登, 但終於因馮耀祖被卸任而獲委署, 並由於一宗鄉民狀告, 帶出了畢珠為著急邀功, 把局裡辦文案的董鳳書所提有關財政的提議(把凡使用鷹洋按價九折扣算, 以增龍洋的流通量和提高龍洋身價), 據為己有, 並向上級獻策。但由於畢珠把「鷹洋」誤作「英國」的銀元, 發了一份照會給英領事, 鬧了笑話。
4. 第7回是窮候補薛務齒【薛無恥】得知畢珠嗜鼻煙, 把家中僅餘的小半瓶鼻煙上獻, 得了一份湖口鎮厘局委員的差使。畢珠把趙布義【趙不義】和桑良蜻【喪良心】薦給薛務齒。趙布義能辦事, 桑良蜻妒忌而暗中抓他的把柄, 暗中找到趙布義舞弊私放商船的證據。趙布義後來搜集了足夠證據, 到省城狀告委員用人不當, 查明是瘠公肥己, 薛務齒結果是卸任了, 桑良蜻早已則遠颺了。桑良蜻共獲六千多兩銀子, 匯到蘇州票號, 原以為跟表兄梁豐合股做點賣買, 結果錢給全騙光了。
5. 第8回由桑良蜻在蘇州的遭遇, 草草作結, 轉到該地安富錢莊薛富仁跟藏為富、嵇少齋和呂金城合資開「年利道」錢莊, 由鄭善昌管事。敘述者把鄭善昌說成「獐頭鼠目, 擠眉弄眼」, 「年利道」倒閉了, 查明是鄭挪用款項, 捏造花戶, 鄭善昌也給送究官辦。事情了結後, 鄭善昌捐了一個縣丞, 分發到山東, 於是有第9回河工的故事, 此處不贅。
6. 第10回, 是白盡忠遭革職後到處遊玩, 先到清江浦, 但途中遇雪, 向會看相的店東的請教, 在清江浦上船後, 沿途遊覽山水, 在杭州附近的平山堂經過「算學堂」, 通過白的視點, 描述了「算學堂」上課時的情狀, 以及與那位教習何志雲所展開的一場答問。白盡忠離開揚州後, 又到了鎮江的金山, 遇上勢利的和尚, 最後返回嘉興府原籍, 且當了山長, 然後展開嘉興縣老爺安尊榮(名福)的故事。故事包括審理王小二控訴賈鄉紳謀害妻子的案件, 利用家裡開票號的方便來鬻官, 調解了徽州府的教案並獲委為洋務局總辦, 在調太平府知府署理首府時向當塗縣老爺張長懋要錢, 出現了小誤會的插曲, 到第12回就是安尊榮的家庭故事。
7. 第12回共有兩個情節, 一是安尊榮與家中兩個丫頭的私情給太太知道了, 結果那兩個丫頭給太太狠狠的打了一頓, 並且賣到了上海; 她們在上海贖身後自立門戶, 取名「江蘇候補道安公館」, 在嫖界名聲很大, 甚至登上了《遊戲報》, 害得安尊榮花了一千兩 銀子把公館的牌子買回拆去, 結果是花錢買牌子一事又給登了出來, 安尊榮自是沒趣, 且遭參, 並停委十年, 最後更一病嗚呼。另一個情節是安尊榮在上海把侄兒帶回, 並過繼。這位侄兒名伏世人【勿是人】[28], 只會花天酒地, 後來了官, 分湖南知縣, 因巴結得好, 獲輪署寧鄉縣。
這篇小說情節的發展, 主要經由人物的進場和出場, 以及人物本身的活動(如朱紫桂回鄉, 官員給派往某地任職, 白盡忠到各處遊覽)而帶動的。小說中的角色, 除了本身所負載的意義以外, 也起著連接故事的作用。
陳平原曾指出這篇小說的首三章, 在布局上頗為緊湊, 原因是以一人一事貫穿小說[29]。這篇原是以連載的方式在報章上刊登, 雖然已不是以講述為目的, 但明顯仍有章回小說那種“看官”、“這是後話不表”、“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一類的套語。傳統說書人以第三人稱鋪述故事, 敘述者有全知的權利, 固然有利於作者在小說中直接向讀者交待一切事情。如第5回, 馮耀祖署事所得的七千兩 銀子, 全給馬友德虧空了, 湯銘新要派人來討付先前的債項, “看官, 要曉得馬友德剛走, 湯銘新就到, 天下的事斷沒有巧到這樣的……這都是湯盤新的陰謀, 此處表明”(《中國現在記》, 頁52)。這是敘述者直接介入, 向讀者說明欺詐的具體細節。又如第6回“撰照會監司誤一字”的情節, 敘述者在第7回開首即表示“官場裡都曉得這鷹洋是墨西哥的錢, 要寫‘鷹’字, 不能寫‘英’字, 從此倒分辨明白了”(《中國現在記》, 頁66)。又如借小說中的主角內心的獨白來交待事情原委, 文大人到了山東查辦河工, 見撫台及藩台等人全無行賄的模樣, 心裡想道: “我已經到了十天了, 樣樣事情都是開弓不放箭的辦法, 難道他們還看不出來? 又難道他們一點弊端沒有, 不怕我查個水落石出麼? 但是我在京城多少年, 才熬到這個差使, 外面看起來也還不壞, 若是一定認真, 于皇上家也不過省下兩三萬銀子, 這一省的官, 大大小小不知要壞掉多少, 于我還是無補。只要他們曉得我的用意, 看貨還錢, 大約也就夠我下半世用的了。況且保存了這些人的衣食, 也是我莫大陰功……”(《中國現在記》, 頁104)。這裡可以看到的, 敘述者減少了自己的干預, 讓讓人物直接向讀者抖出自己的疑惑。
第4回“遇明師鄉兒登第”部分, 敘述者借朱寬跟馮有志的對話, 解釋了何謂“制藝”, 花了點筆墨, 用意當然也是要給讀者解釋清楚。又如第1回, 朱侍郎把勞薪喚回來, 目的似乎也是要向讀者解釋何為“同胞”, 勞薪派老僕送信求貸, 也是敘述者給自己製造機會, 引出“經濟”、“自由權”、“運動”等新名詞。
敘述者也故意安排一些不識趣的角色, 直接向讀者 / 聽眾點明重心, 如朱侍郎在回鄉途中, 棄坐火船, 結果見不到二太太最後一面, 那個來報訊的老僕, 就是這類角色。摘引對話如下:
老家人道: “老爺倘若坐了火輪船, 也早己到家了。”朱侍郎道: “放屁, 胡說! 你不曉得你老爺是不坐鬼子的洋船的? ”老家人不敢做聲。朱侍郎道: “為什麼少爺不早點寫封信給我呢? ”老家人道: “寫信是來不及的, 除非打電報, 還趕得上。少爺說過, 老爺是最犯惡打電報的, 因電報是外國人的東西, 所以少爺不敢打……想到兒子能夠不打電報, 克紹己志, 將來不至流入歧途, 便也怡然自得。”(《中國現在記》, 頁18)
讀者也許會明白外國人的東西並非不好, 也不應如朱紫桂般固執。至於朱侍郎以兒子能能克紹己志而怡然自得, 更是滑稽所在, 第3回即借朱侍郎兒子不接田紹芬所發的電報, 重申了這個情節(《中國現在記》, 頁26-27); 該電報的內容是朱侍郎害了大病, 要朱的兒子趕到杭州, 當眾人疑心朱的兒子為何遲遲未到, 這才由朱侍郎道出家規──凡涉洋鬼子的東西都不准用。
小說中情節較為曲折的, 要算是第9回。鄭善昌代理蒙陰縣, 吩咐家人給自己到省城貼歌功頌德的紙頭, 山東撫台原也以為頌聲四起, 由於條子多刻了“印刷人”和“版權所有, 蒙陰縣本署”等字, 鬧了笑話。由於事情被揭穿, 撫台派楊謙往查,楊謙因得不到好處, 於是把所查到的事情如實稟報, 鄭善昌改代為署的希望落空了, 幸而鈕道台跟他求情。鄭善昌為報此仇, 於是再派人在撫台面前演一幕監生送旗傘的把戲, 又借鈕道台進言, 說楊謙詐錢不遂, 捏造事情, 謊騙撫台, 後撫台問明楊謙是否曾向鄭善昌借錢, 楊謙也如實承認確有其事, 事情因此演成楊謙詐錢不遂誣蔑鄭善昌(《中國現在記》, 頁96-101)。
六、小結: 社會的惡現象
今天重讀這篇小說, 其中一個價值, 可以說是它再現當時的社會。文學經常以“惡”作為描寫的對象, 而表現的方法一直隨著歷史而改變。當人們關心共同體的命運, 自然會表現決定共同體存在與否的重大事件[30], 晚清小說的作者也仿彿如是。
縣官和道台的衙門, 是清政府權力的一種象徵, 但這個象徵, 已是可以用金錢買賣, 問題只在於一個價錢, 以及官員之間的關係。整篇小說, 其實也充斥著如何捐官、候補、補實[31], 相對於一些循科舉正途選士的官僚制度, 這是一種惡的表現。另一現象是吸食鴉片, 尤其那些當官的, 借湯盤新道出: “這鴉片煙不但能提精神, 並能寬胸化積, 除濕消滯, 活血止瀉, 種種的好處, 一言難盡。惟獨做官的尤不可少, 終日裡忙忙碌碌, 等到閑了下來, 或是身體疲倦, 抽上幾口, 頓時氣爽神清, 不覺勞乏, 實在是無上的靈丹”(《中國現在記》, 頁41)。第8回那位長洲大老爺, 就是因為未過足煙癮, 昏迷不醒之際遇上桑良蜻攔路喊冤, 所以先給他打了四十大板, 直打得桑良蜻呲牙裂嘴。其他如安尊榮等官員也是吸鴉片煙的。
“貪詐”是另一個晚清社會的惡現象。“貪”這個主題, 差不多貫穿了整篇小說, 上下各級大小官吏, 做官太太的, 給人過繼的伏世人, 小說更借貪來推動情節的發展。抽厘原是助餉, 但司巡的人員卻私通自肥, 所以桑良蜻的下場也是活該的。胡安邦的 太太, 認為當太太的也應有錢, 硬要鄉民遞“呈子”和批“呈子”各收五百錢, 合共一吊錢。這道諭帖被鄉民撕去, 並往省狀告, 幸好胡安邦老早派人先帶了一千兩 銀到省向道台畢植本疏通。又如候補縣丞黃元吉向知府鈕樹德 太太納賄, 獲得繩廠的差使, 朱有星巴結鈕樹德的姨太太, 也得了一份收支的差事。小說中過繼給安尊榮做兒子的伏世人, 最後把安尊榮的身家吃掉, 且在字裡行間, 極盡挖苦, 如伏世人給人簽的借據上就寫著“靈前鼓響, 本利清還”(《中國現在記》, 頁135)。小說中受騙的具體人物有兩位, 一是馮耀祖, 另一是桑良蜻, 但桑良蜻也是活該的。即使是出家人, 敘述者也不放過, 在第11回即添上“山僧勢利”的一幕, 倒是桑良蜻的際遇, 敘述者卻補上一筆, 說“蘇州人秉性是最良善的”(《中國現在記》, 頁79), 給了他一點盤纏回家。嗜賭是小說中的另一情節, 第6回的洋務局總辦畢珠閒來無事, 就是在局裡打麻將(《中國現在記》, 頁63); 第8回的鈕樹德知府是另一極好的例子, 鄭善昌為著奉承他, 串通他的家人, 打牌時站在他背後打暗號, 故意讓他和牌, 他當然也就獲得一份料廠的差使。《汪穰卿筆記》載: “閩人或為句曰: ‘三鳥害人鴉雀鴇’。鴉為鴉片煙, 雀謂麻雀牌, 鴇則指妓也”[32], 這些都是使人耽於逸樂的麻醉品, 都相當於惡的表現。
《中國現在記》取名“記”, 大概也有把已發生之事情記錄下來的意味。由於上海租界的存在, 作者自身的安全得以保障, 而文人毋須倚賴科舉謀士, 從事報業和小說創作也可維生, 自然萌生以己之力改變社會的思想, 而這種描述惡的文學, 也一下子給引發出來, 形成譴責小說的繁盛的局面。晚清的譴責小說, 也許就是在這個前題下產生的。
"A Study of Li Boyuan's The Present of China" (論李伯元《中國現在記》), Jiuzhou xuelin (九州學林), vol.2, no.1 (Spring 2004), pp.13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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