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讀《女媧石》──世紀之交的女性啟蒙

一、引言

中國的傳統小說觀, 跟西方的那種虛構(fiction)存在著相當的距離。桓譚(約元前40-32)謂: “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 近取譬論, 以作短書, 治身理家, 有可觀之辭”[1], 又班固(33-92)《漢書》〈藝文志〉:

小說家者流, 蓋出於稗官, 街談巷語, 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 “雖小道, 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 亦使綴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 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2]

不論是叢殘小語, 或芻夫狂議, 小說都應是一種“實錄”無疑, 與時政和社會總有帶點關係。胡應麟(1551-1602)在他的《少室山房筆叢》中, 曾論及何以古今小說特盛和獨傳。

然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而亦洽聞所昵也。談虎者矜誇以示劇。而雕龍者閒掇之以為奇。辯鼠者證據以成名。而捫蝨者類資之以送日。至於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多。傳者彌眾。傳者日眾。則作者日繁。夫何怪焉。[3]

按胡應麟的說法, 小說這種體裁在晚清發展得如此蓬勃, 不足為怪。

二、小說的結構和敘事

　　《女媧石》[4]這篇小說, 根據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 Velingerova, 1932-　)在〈晚清小說情節結構的類型學〉一文中所論述的敘式模式[5], 應屬線型的敘事模式。米列娜根據俄國形式主義者施克洛夫斯基(Viktor B. Sklovskij, 1893-1984)所論的情節格式──線(stringing), 推衍出她的“線型情節”(string-like plot)。在這種格式的行文中, 各自獨立的小說母題由人物的行動連接著, 而旅行和追求事業或伴侶則是“線”的推動力。此外, 她又引伸出四類敘述事件: (1)主人公故事的插曲統轄著整個情節結構; (2)第二主人公的故事, 借助結構上的類似與第一主人公的故事緊密相連; (3)圍繞在主線周圍的其他角色的軼事所形成的鏈條, 這些軼事是主人公蒐集並穿插在自身的故事情節中, 他本人只起著耳聞者和目睹者的作用; (4)在行動以外, 有關哲學、社會或道德等主題的思考[6]。

　　《女媧石》的歷史背景雖然不甚清楚, 但肯定是在庚子拳亂以後。第一回的故事, 時間是混沌二十九年(《莊子》的寓言中, 渾沌為中央之帝), 兩湖制軍首臣節奏請胡太后斬殺革命女志士, 某親王亦同時進言嚴辦那些聚黨立會和聲言革命的婦女。事情結果被胡太后的婢女解釋為將有女將臨凡, 輔助老佛爺, 做世界主母云云。至於親王則捱了一頓罵: “你們這些奴才, 白白做了男子, 弄得國家這麼樣兒! 從今以後, 瞧瞧咱們婦女罷。”胡太后又下令設立醮壇, 扁額寫上“得雌而霸”四個大字。齋醮當日, 天卻掉下一塊有三個大字的隕石。這塊大石後為一位叫茹古師的人確名為“女媧石”, 胡大后的大臣馬上奏說是應“中興之兆”。敘事者借此點出“女媧練石補青天”的題意, 這時候女主人公尚未出場。敘事者明顯在第一回中暗示男子無用論, 以及女子救國論。臥虎浪士的批語更直斥孔子所謂的“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為不足信, 禍害實源於助桀輔紂之流而非荏弱的女子。

　　第二回講述的是金瑤瑟眼見清政府官員不理國事, 只懂吃花酒, 玩相公(男妓), 和摟姨太太, 於是希望以自己的個人姿色, 在妓院中鼓舞他們進取。她跟日本公使夫人的對話解釋得很清楚:

公使夫人也是個感慨不已。復問道: “娘子既有這番熱血, 為何又失身在妓院裏? ”瑤瑟長嘆一聲道: “唉! 夫人那裏知道, 我本想在畜生道中, 普渡一切亡國奴才。那知這些死奴隸, 都是提拔不上的。”(頁453)

小說寫作的時候, 應與日本的關係尚未交惡, 否則斷無日本公使夫人協助金瑤瑟入宮行刺胡太后一幕。應注意的是, 日本和晚清的變法和革命運動有莫大的關係, 梁啟超(1873-1929)於1898年12月於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 該報停刊後又於1902年2月續辦《新民叢報》, 孫中山(1866-1925)亦曾在東京辦《民報》, 然後借返國旅客的行李運回中國。日俄戰爭的爆發(1904年2月至-1905年5月), 更曾出現過一陣子親日的情緒。

　　金瑤瑟易名內田金子, 由日本公使夫人餽贈胡太后, 因而得以混入禁宮, 借機行刺胡太后, 但兩次均告失手。金瑤瑟敗走, 在路上遇上同往美洲留學的伍巧雲, 原來那位同學早已參加天山省的“中央婦人愛國會”, 並正準備以女色迷惑政府中有權勢之人, 然後借機刺殺。二人一說即合, 瑤瑟於是前往投靠該會, 而伍巧雲更讓女婢鳳葵在途上照顧。金瑤瑟與鳳葵主僕二人易笄而弁, 到了仙媛縣, 發現上諭中要各省大小官員緝拿自己和那些謀刺大臣而仍然在逃的女子。瑤瑟本想盡快趕路, 免生枝節, 但鳳葵在途中因仗義教訓一個虐打妻子的人, 二人結果被勢眾的村人拿下, 且賣與天香院去。

　　天香院這所妓院, 原來是花血黨首領劍仙女史秦愛濃和其他黨員的居所, 妓院一變而為一所女子學堂。天香院內有寢室、講堂、自習室、音樂唱歌所、理化實驗所等, 室內照明用的是空氣燈和電燈, 又設有軌電車、養氣瓦斯車, 以及外圓中空的機器, 可在升降各層樓(頁472)。會場內有通氣機、自然扇、傳浪筒(頁479)。秦夫人的房內又的擺設有儀器、標本、書籍、圖志、美術畫品、雕刻、刺繡等(頁472)。秦夫人發明了一台機器, 能自動將食物磨碎, 並將固體食物中的鹽質和土質隔去, 化成既純潔又衛生的汁液。秦夫人認為人吃食物沒有時間細嚼, 結果是消耗膽汁太多, 導致身體衰老, 加上鹽質和土質引致血管蔽塞, 這都是人類折壽的緣故(頁474)。

　　餘下各個章回的細節, 不再交待, 但整篇小說的主線是清晰的, 這條線的動力是金瑤瑟因行刺胡太后失敗逃亡開始, 或者說金瑤瑟因投身革命而四處游歷, 她的經歷串連著其他地方的革命黨派和女義士的活動, 她所到之處所遇見的“女性”, 都可以稱為俠女或有志於革命事業的女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五回曾綺琴論音樂, 可以說是對小說中情節的一種思考, 綺琴嘆道: “一國的民氣, 全從音樂發表出來, 誰謂此事關係甚小! 妾頗關心此事, 竊謂觀一國之強弱, 萬不可不從音樂下手”(頁525)。這段論述, 又隱隱回應第二回瑤瑟於日本公使夫人為胡太后奏樂時, 問胡太后喜歡“亡國的音”抑“興國的音”(頁455)。

　　《女媧石》的作者取名“海天獨嘯子”, 寫序和作批語的作者取名“臥虎浪士”, 從他們名字看, 暫難猜出甚麼含義。但在讀者面前的, 不論是序言, 抑或是每章末端的批語, 讀者都會看到他們之間的對話, 儘管這只是一種單向, 因為作品本身已沒有給讀者看到小說作者的回應。

　　敘述者的話語, 並非是敘述者的單向講話, 它實際上是一種雙向的動作: 一是誰在說, 二是對誰說。讀臥虎浪士所寫的序言, 已是在聆聽他與小說作者海天獨嘯子的對話。

海天獨嘯子以學期試驗之暇, 謂余曰: “我將作一小說, 名之曰《女媧石》, 君以為何如? ”余曰: “請道其故。”海天獨嘯子曰: “我國小說, 汗牛充棟, 而其尤者, 莫如《水滸傳》、《紅樓夢》二書……此二者, 皆小說操其能事, 而以戲曲、歌本為之後殿, 庶幾其普及乎! 今我之小說, 對於我國之婦女者有二, 對於世界者有二……”余曰: “善。可謂先獲我心矣, 愿聞君想像中之小說趨向之跡。”海天獨嘯子曰: “是亦難言, 予將欲遍搜婦女之人材, 如英俊者、武俊者、伶俐者、詼諧者、文學者、教育者, 撮而成之, 為意泡中之一女子國。”余曰: “善, 善。”甫暌十日, 遂手甲卷以示余。余閱之, 撫掌大笑曰: “我等鬚眉為之喪氣矣! ”(頁441-442)

由於讀者據有序言、凡例、小說文本和批語, 於是可以假定存在著隱含的作者(implied author)或一個有意圖的主體。讀可者可以知道文本所要表達的意圖, 但敘述者實際能表達的, 跟這個有意圖的主體要表達, 卻可以是不一致的。

三、小說救國論

　　關於晚清的社會和政治形勢, 不用多言。筆者只想強調在十九世紀初期, 在知識分子群中, 相當部分都有著強烈的救國心, 當時確實出現過種種的聲音, 如維新變法外、君主立憲、共和, 以至革命等等。以小說救國的論點, 剛適時而起。康有為(1858-1927)曾說: “僅識字之人, 有不讀經, 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 當以小說教之; 正史不能入, 當以小說入之; 語錄不能諭, 當以小說諭之; 律例不能治, 當以小說治之”[7]。當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發表後, 影響當時的小說界至鉅。梁啟超那段“欲一新國民, 必新小說”的話, 耳熟能詳, 不知給論者引述過多少遍。

欲新一國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 必新小說; 欲新宗教, 必新小說; 欲新政治, 必新小說; 欲新風俗, 必新小說; 欲新學藝, 必新小說; 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 必新小說。何以故? 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說界革命始; 欲新民, 必自新小說始。[8]

《女媧石》〈凡例〉中的第一條, “近來改革之初, 我國志士皆以小說為社會之藥石, 故近日所出小說頗多, 皆傳以偉大國民之新思想”(頁443)。晚清的政治事件, 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而作品始終有它的世俗性(worldliness)和處境性(circumstantiality)[9]。晚清政府的腐敗和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屈辱, 鼓勵著當時的知識分子尋求不同的方法去表達他們對現實和政治的不滿, 從而產生一種新小說的概念, 造就了蓬勃的氣象。周榕芳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的編後記說得清楚:

中國近代小說, 以其數量浩繁的作品, 豐富多彩的內容和表現形式, 形象、生動地記錄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 以至人們的生活習俗、觀念變更、語言變革等等, 是中國近代社會的一面鏡子。[10]

文學跟社會的關係,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部分知識分子都服膺於“文藝是新社會的創造者, 又是舊社會的改造者”。

　　小說和風俗有直接的關係, 是世紀初一種普遍的文藝觀, 舉行如“夫說部之興, 其入人之深, 行世之遠, 幾幾出於經史上, 而天下之人心風俗, 遂不免為說部所持”[11]; “於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 小說亦其一端也”[12], “小說為振民智之一巨端, 意既歧, 則為害深, 是不可不知也”[13]。小說和女性的關係, 夏曾佑(1865-1924)曾有過論說:

惟婦女與粗人, 無書可讀, 欲求輸入文化, 除小說更無他途。其窮鄉僻壤之酬神演劇, 北方之打鼓書, 江南之唱文書, 均與小說同科者。先使小說改良, 而後此諸物, 一例均改。必使深閨之戲謔, 勞侶之耶禺, 均與作者之心, 入而俱化。而後有婦人以為男子之後勁, 有苦力者以助士君子之實力, 而不撥亂世致太平者, 無是理也。[14]

固然, 婦女與粗人才讀小說, 雖屬一偏之見, 但藉著小說, 給他們灌輸文化, 確是有助社會改革和掃盲工作。

　　除小說外, 以其他文學作品來鼓動女子醒覺的, 在晚清時期還有彈詞, 其中如《法國女英雄彈詞》, 即較為著名。據阿英(1900-1977)的介紹, 彈詞是演述羅蘭夫人的事, 屬進步的通俗作品, 他曾引作者“挽瀾詞人”的話如下:

歎則歎, 四萬萬人都醉夢, 無才無德百無成。有的是, 烏煙角落男人志, 有的是, 纏足伶仃害女身。只落得, 大地竟無乾淨土, 將來拱手讓他人。書的, 一心想把中原救, 要向文明佐太平。不但丈夫當努力, 便女人責任也非輕。……因此上, 做這彈詞成十卷, 其中專寫女豪英。願吾繡閣金閨女, 飯後茶餘看個明。[15]

婦女不再囿於家庭之內, 在男女平權的思想衝擊下, 再加上男權不振, 由是出現女子較男子優勝的論調。

四、晚清的社會情勢

　　文學是社會的一個側面, 所以這篇短文, 是希望能從這個側面, 看看中國剛踏進這個世紀初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社會。整篇小說, 讀者可以明顯察覺到的是, 作者的譴責意識, 小說充滿毀謗政府和責備地方官員的話, 字裏行間, 寫得實在有點肆無忌憚。如第一章出現的那位“胡太后”, “胡”即暗示了這位太后的外族身份, 帶點仇滿或排滿的味道。以漢人自居的中國知識分子, 自古即有胡漢對立, 太平天國的楊秀清曾寫〈奉天討胡檄〉, 洪秀全〈討滿清詔〉亦斥清廷的統治者“爾胡逆賊, 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16]。章炳麟(1869-1936)於1903年為鄒容(1885-1905)的《革命軍》所寫的序言謂: “同族相代, 謂之革命; 異族攘竊, 謂之滅亡。改制同族, 謂之革命, 驅除異族, 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 所當者, 光復也, 非革命云爾”[17]。

　　又如金瑤瑟在日本公使夫人宴請胡太后的席間, 化名內田金子的瑤瑟, 所唱的歌詞如下:

萬馬蹂躪起風波, 是誰招得瓜分禍, 禍禍禍, 幾時春夢幾時破!

那堪故國慟桑麻, 隔江忍聽後庭花。花花花, 今日天下是誰家?

自古亡國多婦女, 唐有武后漢則呂, 呂呂呂。可有秦政按劍起。(頁455)

　　自嚴復(1853-1921)翻譯了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的《天演論》(Ethics, Evolution)、穆勒(S. S. Mill, 1806-1873)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 以及斯賓塞的著作, 給中國介紹了現代科學方法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馬君武(1881-1940)又把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物種源始》(The Origin of Species)翻成中文[18]。知識分子可能就是拿著科學的觀念, 去衡量和驗證一切傳統的觀念。自鴉片戰爭以後, 中國就開始明認識到洋人的船堅砲利, 到甲午戰爭(1894-95)後, 洋務運動徹底失敗, 又出現了維新圖強的聲音, 創辦新式學堂, 如盛宣懷(1844-1916)於1895年創辦天津西學學堂, 又於1897創辦上海南洋公學, 義和團運動等, 經過連續的政治事件, 中國從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表現在小說中, 就是儘量誇張那些西洋科技和發明, 即所謂聲、光、電、氣。

　　小說中所描述的天香院, 儼如一座學堂, 在中國的女子學堂, 初為傳教士所辦, 中國人辦的, 應以1902年蔡元培(1868-1940)在上海創立愛國女學為最早。1904年慈禧(1835-1908)曾設毓坤會, 但該會係為王公及高級京官之女眷學習外語而設。天香院內所描述的電車、電燈和電報, 並不是作者憑空揘造的。北京城的電車, 至遲在1899年4月年已在城外運行[19], 1889至1890年間, 基本上已在全國鋪設電報線, 且遠至台灣, 故基本上是四通八達, 1888年底, 北京的醇親王府和頤和園內也裝好了電燈作照明[20]。

　　小說的第十回“湘雲大開洗腦鋪, 瑤瑟參觀國醫場”, 其中有關不同種類的“腦筋”的敘述, 所要諷刺的就是當時某些人物的思想。如在官場的人, 腦筋是印著上司和金錢, 八股士子, 腦筋是臭如糞, 腐如泥, 虛唱革命的學生, 腦筋是如虛如煙, 只印著有嘴和美人的相片(頁496-497)。中國人的腦筋出現問題[21], 所以才出現“洗腦院”這個名稱, 完全是在某種思維下的反映和具像化, 即盼望改造國民的品質。

　　維新和革命的思想, 是晚清的兩股政治思潮, 郭廷以(1903-1975)指出兩黨的思想戰始於1903年, 爭論中心主要為革命問題、排滿問題和民權問題[22]。小說第十三回“淡花村大賣維新菜, 演說壇禍及來賓身”的其中一幕, 正反映出革命黨和保皇黨的分歧。自金瑤瑟辭別白十字社的洗腦院, 跟該社長湯翠仙別後, 途經紫羅縣, 敘述者即馬上告訴讀者“城內也有麼小學堂, 師範傳習所, 夜學館”(頁512), 暗示那裏是個文明的商鎮, 當瑤瑟在那名為“淡花村”的酒樓上歇息時, 酒保說那裏是維新志士往來的地方, 為適應客人, 故菜品也分保皇和革命兩派。酒保的解說如下:

酒保道: “那阿哥菜是我們大阿哥蒙塵西安最賞識的黃芽菜, 凡我臣子吃了這菜, 便如親對主上增長愛君之心。”瑤瑟點頭道: “且說那第二。”酒保道: “第二是老佛瓜, 原來是老佛爺最賞識, 百金一個購買的, 我國推翻新政, 虐殺志士, 全出於老佛爺一人之手, 凡屬維新志士, 無不痛恨, 所以食了這瓜, 便如親食其肉, 增我等仇敵之心。”瑤瑟點頭道: “且說那第三。”酒保道: “第三是相爺雜, 原是李相爺在美洲賞識的。李相爺於維新事業始終旁觀, 為中立黨, 食了這菜, 生我等儆戒之心。”瑤瑟不住的點道: “好個名目, 好個意義, 你且說那革命派又是怎的? ”……少時取出菜單來, 瑤瑟拿來一看, 上面寫著四個大字道“料理世界”。……入後排列數十品, 第一是學生火腿, ……再看第二是文明味噌……再看第三品是革命花羹。瑤瑟驚道: “為何革命花, 又有羹來? ”酒保笑道: “我道老爺必是鄉裏革命派, 難道革命花是羅蘭夫人, 用蘭花做的羹也不知道嗎? ”……酒保道: “老爺喝酒, 有頂上自由血。”瑤瑟越發驚道: “甚麼自由血, 難道血也喝得的? ”酒保笑道: “從不見這般外行革命派老爺, 這種國民話不懂得, 必定要說葡萄酒。”(頁512-513)

在維新運動前後, 由於主張維新的大都為漢人, 反對的大多為旗人, 到戊戌政變後, 遭誅戮和懲處的又全為漢人, 故其時排滿情緒極盛[23]。

　　小說中曾提到虛無主義, 大概是指俄國的虛無黨, 他們以刺殺為能事。而刺殺的官員, 正是花血黨的職務, 屬於一種恐怖活動, 而那些女子絕對是願以身殉的, 作者把她們塑造成為女英雄。鄭振鐸(1889-1959)的《文學大綱》中, 論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 1818-1883)《父與子》的主人公巴札洛夫被冠上“虛無主義者(Nihilist)”的名稱, 原因是他“是有勇氣, 有主張的人; 他不屈服任何權威之下, 不相信一切沒有證明的理論; 他的信仰是科學, 是物主義; 他要把俄國的一切不合理的舊習慣, 舊風俗, 舊制度, 加以否認, 都加以攻擊”[24]。小說中有關“暗殺”行為的敘述, 跟俄國的虛無黨無異, 路卜洵(V. Ropshin, 1880-1925)的《灰色馬》(The Black Horse), 寫的便是一個以暗殺為生的青年, 名字是佐治。屠格涅夫的《前夜》(On the Eve)中也描寫女英雄海崙。清末時期所譯的俄國小說, 曾出現過一批女虛無黨人的名字, 如海富孟、蘇菲亞等, 而她們事蹟都是可以考究[25]。

　　當金瑤瑟行刺胡太后不成, 回房和衣倘在床上, 敘述者給讀者提供了以下的一段內心觀察: “咳! 天公, 怎麼俄國虛無黨偏偏成教他成事, 到是我瑤瑟便做不來嗎? ”(頁460)

五、男子無用論

　　小說從開首至結處, 敘述者都是以男性的身分出場。王德威(1954-　)已指出該小說的作者重複提示讀者有關厭男(misandry)的主題[26]。這種思想, 遠較要求男女平等和抨擊蓄妾或嫖妓的思想更為激進。花血黨的宗旨是滅四賊和三守, 即其中的表表者。

　　“滅四賊”, 即內賊、外賊、上賊和下賊。滅內賊指絕夫婦之愛, 割兒女之情; 滅外賊是指斬盡奴根, 忌媚外, 自尊獨立; 滅上賊是指和專制暴虐的君父不共戴天; 滅下賊是指絕情遏欲, 不近濁穢雄物。第二是“三守”, 即守著天然的權力(世界暗明權勢應歸婦女掌中), 守著天然主人資格(男子是附屬品, 女子是主人翁), 守著天然先覺資格(女子是文明先覺, 一切文化都從女子開創)(頁477-478)。女性在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男權社會中, 無論是身分和地位, 均屬次等。自劉向(元前77-6)的《列女傳》和班昭的〈女誡〉出, 便成為歷代女子生活的一種規範[27]。作者鼓勵的, 並不是儒家思想的節婦或烈女, 作者可謂完全擺脫男性心目中所要期待的那種典範女性的迷思, 進一步說, 儘管是不自覺的, 這接近一種恢愎母權社會的思想。

　　根據巴霍芬(J. J. Bachofen, 1815-1887)《母權論》(Mother Right)一書的說法, 混沌初開, 人類的兩性關係是雜亂的, 即淫婚期, 隨後出現了母權時期, 這個時期的表現是女性慈愛價值觀念的提高、母親崇拜, 以及陰間的和植物的符號象徵。最後, 母權受到破壞後, 由男子支配, 按父系傳承血統和財產, 結果前一階段的文化給完全抹掉, 女兒不再有繼承權[28]。在母權社會裏, 只有一種母親和兒子的血緣關係, 而人類的大同世界, 也是植根於母性──所有人都是母親的子女, 是大地的兒女。

但這種對母權社會復歸的思想, 除了是對男尊女卑、夫為妻綱和三從四德等思想的反抗外, 更大程度是由於那個以“父權”為核心的建制(patriarchy)[29]的崩潰。晚清的情勢, 無論是社會、文化和政治上, 男性的權威似乎都蕩然無存。革命和男性, 在這個情況底下, 便顯得勢不兩立。

次如第十四回“捉革命追趕女豪, 屠男類截殺古渡”, 敘述者又借小說中的女子刻意道來。瑤瑟因逃追捕, 遇上渾號“搗命母夜叉三娘子”魏水母女士, 並逃到她的船上, 原來她們共三姐妹, 三人分據山野、城市和古渡, 誘殺男子。“大姊名山精, 渾號花面閻羅; 二姊名社狐, 渾號豬悉姑子。咱們三個姊妹, 立定主意, 做些天理人情, 專門搜殺野豬, 不許世界有半個男子”(頁519)。

　　花血黨所謂的宗旨, 用現在的語言, 這個秘密組織倡導的是一種極端的女權主義思想, 傳統的中國女性, 的確是受到壓抑和束縛[30]。對照“愛自由者金一”所著的《女界鐘》(1903年)所列舉的八條教育女子宗旨:

一、教成高尚純潔, 完全天賦之人。二、教成擺脫壓制, 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發達, 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風氣, 女界先覺之人。五、教成體質強壯, 誕育健兒之人。六、教成德性純粹, 模範國民之人。七、教成熱心公德, 悲憫眾生之人。八、教成堅貞節烈, 提倡革命之人。[31]

大概會發現其中各條與花血黨的宗旨是何其相似。從一點來看, 這篇小說跟鼓動革命的書沒有多大的分別。

六、妓院和烏托邦

　　烏托邦的世界, 近乎康有為的大同觀。康曾認為解放女子有助於立國傳種, 要充分發揮其作用就必須給婦女以自立、自主、自由的人權, 婦女之所以成為男子的私有物, 實是太古遺留“挾強凌弱”的餘孽[32]。在進一步論述前, 不妨先考慮當時的物競天擇的進化論, 蔡元培曾指出:

我國女學之不講久矣。女子不學, 則無以自立, 而一切倚男子以生存, 至乃不惜矯揉塗擇, 以求容於男子。（雌雄淘汰之例, 凡下等動物, 雄之數贏於雌者, 輒美其色與聲以與他雄競; 其雌數贏者亦如之。人類則男子以智力相競, 而女子尚不脫下等動物競美之習氣, 束腰大乳, 歐美尚未免俗, 此扶陽抑陰之說之所以不息也。）於是不自主而有妾塍之制, 於是不自重而有女閭之業。[33]

引起筆者注意的, 是這段話後的“妾塍之制”和“女閭之業”。《女媧石》中的情節和主要場景, 正正是這兩回事的“偽裝”。

　　其中一個革命女戰士的大本營是設在妓院這個場境中, 作者刻意的安排, 也許帶點嘲諷的意味。小說中的天香院, 以及其他秘密會社, 正是女子的烏托邦。烏托邦是作者對於現實的不滿而提出的反傳統或改革方案[34], 而中國的烏托邦有兩種, 一是大同社會, 另一是陶淵明式的桃花園。

　　金瑤瑟賣身進妓院, 謀求大事, 但傳統的婦德中有謂“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 這不啻是一種男子捨“身”赴義的表述。這時候的金瑤瑟, 是以一位女菩薩的角色出現的。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妓女所受的傳統規範較少, 可以我行我素[35]。至於瑤瑟和婢女鳳葵之所以易服上路, 除了掩人耳目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卸下女子身分的負擔, 這點相當重要。

　　“妓院”, 即所謂的煙花之地, 在言情小說中, 也就是青樓女子的居處, 但在《女媧石》中, 卻變成一所“大學堂”, 筆者認為它有特別的意味。妓院原是罪惡的淵藪, 古典小說中, 青樓女子有以文才出眾的, 從這一點看, 尚不至離題太遠, 但原來妓院的主持人──老鴇──的形象, 卻一變而為博學和會發明的“秦夫人”, 她的本份原是虐待女子、迫良為娼, 她同樣是收買人家的女子, 但目的似乎拯救女子, 供書教學。在以妓院掩飾身分的前題下, 這完全合理, 但小說中, 對於他們的“營運”, 卻無半點敘述, 不像晚清的其他狹邪小說。

　　鳳葵因犯了花血黨太多規條, 容不下, 於是由秦夫人轉介往春融黨, 亦如是。該黨按秦夫人的描述:

黨魁姓崔名雪膞, 渾號自在女尊, 素來與我交好, 那黨不忌酒色, 不惜身體, 專要一般國女, 喜舍肉身, 在花天酒地演說文明因緣; 設有百大妓院三千勾欄, 勾引得一般睡狂學生, 腐敗官場, 無不銷魂攝魄, 樂為之死。(頁490)

小說中的那所妓院“天香院”, 在作者筆下, 搖身變成一所大學堂, 一方面固然是一種戲筆, 但亦無妨看作是作者意識的反映。

　　至於婦女給賣予青樓的故事, 似乎無甚新意, 但瑤瑟和鳳葵被擒後一幕, 不是送官究辦, 卻被賣到妓院, 原因是那些村人恐送官後得不到甚麼好處, 又怕貪官邀功, 為求最高的回報, 故把兩人賣到妓院(頁471)。這不正是諷刺那些將婦女視作貨物販賣的村民嗎?

七、女性的偏見

　　《女媧石》這部小說, 跟晚清的其他小說, 述說英雄兒女或才子佳人的模式, 大異其趣。小說中強調的是女權, 這也是當時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值得注意的是, 小說中所提及的女主人公, 差不多都是有智或有勇的, 例如花血黨的首領秦夫人, 白十字社社長的妺妺瓊仙, 水母女士三姐妹, 這大概是作者意識的反映。但作者將這些投身革命的女性, 敘述她們以美貌和身體作為一種武器, 以美色惑人, 這本是男性以“紅顏禍水”為由, 將責任推卸給女性的變形, 夏桀的妹喜、商紂的妲姬、周幽王的褒姒, 都是傳統女性的一種侮辱。

　　至於宣揚女權的問題, 雖然出於救國的意圖, 但作者卻將妾塍和妓館跟女性扯上關係, 所以在情節上, 敘述如何行刺朝廷中有權勢的人, 即利用美色, 嫁某些要員, 然後借機暗殺, 金瑤瑟要“普渡”那班只懂玩樂的要員, 希望能扶持他們, 想到的辦法也是走進妓院, 以色迷惑。小說開始的候, 敘述者借錢挹芳在《女學報》所登的一篇“女子世界文”, 傳達了一訊息, 就是女性如何較男性優勝, 共三項, 其中的一項, 就是女性有“姿色柔術”, “男子有一分才幹, 止造得一分勢力, 女子有了一分才幹, 更加以姿色柔術, 種種輔助物件, 便可得十分勢力。”(頁448)

　　由於花血黨的宗旨是不近雄物, 故關於傳宗接代的問題, 敘述者借秦夫人的話, 講述了一番妙想:

我老實對你說來, 女子生育並不要交合, 不過一點精蟲射在卵珠裏面便成孕了, 我今用個溫筒將男子精蟲接下, 種在女子腹內, 不強似交合嗎? (頁478)

這即現代的試管嬰。按作者的妙想, 生產的問題, 可以完全脫離兩性關係, 然而敘述者的態度, 不也是將女性的身體看作生產的機器嘛?

八、結論

　　這篇小說距今有九十多年的歷史, 無論如何, 現今的讀者和當時的讀者, 感受可不一樣。現今的讀者不再是當時社會的一分子, 可以更客觀地看出作者的用心, 但一些隱晦的地方, 可能就無法明瞭。筆者在閱讀和寫作本文的過程中, 往往聯繫到晚清時期一段段的歷史事件, 但歷史始終是文字的記錄, 時間提供了一重重的歷史距離。作者所創造的虛構文學形象, 實際上應是真實人物的變形, 而讀者只能按作者的意圖, 從作品中所表達或暗示的主張去理解作品。作品中所出現的故事、情景或事件, 都是給我們傳達或暗示的某種意義。文學並不是自發的, 它與生活有必然的聯繫, 某些信仰或觀念實際上是主宰著在歷史上真實的作者, 而不是敘事學上的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筆者希望知道的是該小說出版時的讀者群中, 會引起的又是怎麼樣的感受? 寫批語的臥虎浪士, 是其中一個讀者, 儘管他 / 她可能是作者的化身, 然而批語卻仍能代表某些讀者的反應。此外, 在介紹《女媧石》甲篇出版的廣告中, 有以下的數行敘述, 頗堪玩味, 茲摘錄如下: “女媧石者無鬚之水滸傳也 / 女媧石者有血之紅樓夢也 / 女媧石者俄國虛無黨之化身也 / 女媧石者日本櫻田門之攝形也 / 女媧石者科學家言也泰西二十世紀末來之科學也 / 女媧石者文學言也中國千餘年來遺傳之文學也”[36]。最後, 謹以胡應麟的話為這篇論文作結。“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洽人。蒐羅宇外。紀述見聞。無所迴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覈。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37]。

"Reading The Stone of Goddess Nuwa: Feminine's Initi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細讀《女媧石》──世紀之交的女性啟蒙), in Critical Methodolog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ictions (方法論與中國小說研究), ed. Wood-yan Lai, Peng-cheng Gong, Hon-chor Lau et al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KU, 2000), pp. 269-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