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殘遊記》略論──本我的追尋

一

　　劉紹銘的《二殘遊記》共出版五集[1], 小說的題目使讀者聯想到清末的《老殘遊記》[2]。從遊記的角度而言, 雖然作者所用的也是章回體, 所述也是隨記所到之處的事情和感想, 但像《老殘遊記》中的記遊成分則沒有。前三集內容都是圍繞二殘和朋友之間的事情, 後二集則以子虛大學籌辦中文系為脈絡, 敘述者基本上以全知的角度描述小說中二殘這個人物的言行和思想。

　　雖然作者二殘不一定等同於小說中的二殘, 但馬樂伯(Robert Magliola)曾指出, 若從日內瓦學派的“主客互涵”這概念來分析: “‘現象我’或作品中的“意識”, 與作者的‘經驗我’共同享有相同的深層結構的樣態, 因此至少在深層結構的層面上, 作者和他的作品是永遠互相糾結在一起的。”[3]因此, 從這個深層結構的層面來考慮, 作者與小說中人物的言行和思想總不可能完全無關。筆者並不是要找一個對應, 但《二殘遊記》講的都是學術圈中的人事, 即使小說不是個人的自述, 當中糅合了許多個人的經驗的說法總能成立。

二

　　《二殘遊記》從第一回開始, 敘述者就給聽眾 / 讀者在現實以外建立了另一個世界, 二殘的過去就一一在聽眾 / 讀者的眼前展現。〈《二殘遊記》新序〉中說: “二殘不是自傳, 也不是小說, 只是一個吃時代塵埃的美華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二殘是這些人的混合體。他不代表甚麼政治理想, 只堅持‘獨善其身’的道德情操。”(Ⅰ．序頁1)但我們也不妨把這個文本視為作者思想的一種語言形象, 正如喬治‧布萊(Georges Poulet)所言: “為了正確地閱讀並賦予它生命, 應該忘掉作品的體裁, 以便把它們只看成一股單純的精神之流, 這種精神之流沒有任何外在的特徵, 頗像人們在私人日記的評論部分裏發現的那種精神之流。”[4]

　　這種心路歷或思想之流, 是小說主角的自我 / 他者這個二元對立的產物。自我有一定的責任, 而這個責任是來自他者對自我的一種期待。他者包括家庭, 朋友和社會。在小說中的世界, 二殘身為一個自我有不同的身分: (1)孩子的爸爸 / 太太的丈夫(家庭); (2)草坪七聖之一(朋友); (3)海外學人(中國文化), 也承受著他者的期待。

　　小說中的二殘, 台大畢業, 但身為一個知識分子, 卻在海外謀生。他曾一心一意要在海外傳揚中國文化, 希望能有所作為, 但現實生活卻給他帶來一定的負擔和限制。通過二殘這個角色自我的反省, 對身世、家園、社會, 自然不無感喟。首三集的內容圍繞著二殘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來發展, 但隨著下一代的成長, 海外學人不單要面對自己的學生, 而且要面對自己下一代──文化的延續。父親的角色就越益重要, 目光也就投到下一代的身上。文化延續跟下一代息息相關, 從這個角度去看, 新篇以子虛大學籌辦中文系為線索就絕非偶然。

　　新篇和完結篇的內容和結構比較有系統和條理, 可能是先有了首三集二十四回的緣故。新篇寫的主要是子虛大學的一名校友中了彩金, 立意捐錢給母校成立中文系, 這個似乎是二殘的弘願, 在海外搞中國文化的研究。然而, 這位中了彩金的校友, 在小說中不曾出現, 二殘也不知道他是否美籍華人, 知道的只是他名華特生(John Waston)。從這個名字看來, 這位校友不像是中國人, 這實在有點諷刺──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竟這般熱心。

　　第一集第六回敘述者對旅美的中國人有下述的慨嘆:

久居美國的中國人, 如果不是事業有所托, 或者是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所驅使, 使自己在獨立的生活中, 增加了一種宗教性的精神力量──心裏很容易失去平衡。二殘把十來個煙斗冠以颱風小姐的名宇, 老張把“私酒”藏在鞋盒中, 這些小“噱頭”, 說給身在國內的人聽, 會覺得好笑, 但當事人說來, 卻是在精神虛脫的情況下, 掙扎著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手段。(Ⅰ．148)

新篇第一回提及許念祖, 或許就是失去這種平衡。讀者如細心想想: 許念祖是一個用英文著述的中國人, 研究和批評的範圍都是英美文學, 然而“念祖”的下場, 竟是害上了“懷鄉併發症”, 結果花上數十年功夫才練就的英語, 竟一朝忘記得一乾二淨; 而且回到台灣後, 更是意志消沉, 落得酗酒而死的下場。委實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一個海外學人, 回到祖國竟如此慘淡?

三

　　《二殘遊記》可以看成是作者在不同境況中的感受和思緒, 不一定是一篇完整的小說。假定作者有意將自己的經歷編織成一個小說故事的話, 說故事就必然要講求情節, 有一定的虛構成分, 也就是先設定一個框框來限制自己。作者採用章回和說故事的形式, 在一定程度上是擺脫小說形式的限制。章回體的說故事模式, 一則從表達的角度而言有極大的彈性, 而原來小說也是以連載的方式發表, 下一回會發生甚麼事情很難逆料, 另一方面, 敘述者可以充當一個全知的角色, 夫子自道。

　　敘述者和主角之間存在著對話的關係, 通過他們之間的對話, 揭示敘述者和主角的意識, 所以小說的發展基本上是由敘述者的意識所帶動。其實, 章回體的形式, 敘述者和讀者之間也是一種對話的關係, 每回的開首簡述上回的故事, 完結的時候又例補上“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之類的套語。這種不同角色之間的對話關係, 就是巴赫金所謂的複調。

　　在《二殘遊記》中, 通過敘述者與各個角色之間的對話, 以及各個角色之間的對話, 主角就成為一個活生生的形象, 也就顯現出一個獨立於作者以外的意識。巴赫金(M. M. Bakhtin)的複調理論, 就是主角有著獨立和自由的主體意識的個人, 主角有自覺意識。

複調小說中的主角具有十敏銳的自覺意識和自省性, 他對他的一切特徵, 他的個性、經歷、社會地位、與他人的關係以至他的外貌等等, 都不斷進行著自我反思。總之, 主角在複調小說中是一個自我反思、自我發現的英雄, 而自覺意識, 即主角對他的自我、他周圍的他者和現實的不斷的質詢、辯論、爭吵, 則是複調小說中的“藝術主導形式”。[5]

有關“自我”的界定, 筆者把它看成為作家把自己轉化為看的對象, 表現在小說中的時候, 那就是敘述者。舉個例子, 第十回二殘回想一位留美的女導演自費拍了一部紀錄紅衛兵從大陸投奔自由到香港後的一生活與心理反應的過程, 越想越興奮, 差點兒要寫信向這位女導演致敬, 但結果仍是打消了這個念頭。“唉, 身在江湖, 心懷魏闕, 何必呢, 二殘? 還是全心致力寫你將來出版後在圖書館架子上積塵的學術研究論文吧。”(Ⅱ.72)又如小說的第二集第八回, 二殘往見從前的未婚妻胡潔芬, 途中在車上打量著一對夫婦, 想著: “美國除了就業機會、汽車、洋房和一切的物質享受外, 竟還代表甚麼東西? 像愛恩斯坦這類科學家、像保羅．狄力克這類思想家、像雷利．維勒克這類文學史家, 他們選擇了這個國家, 難道真的為了這塊地方容易混飯吃這麼簡單一回事? ”(Ⅲ．8)

　　二殘選用章回體的形式和敘事方式, 某程度上是一種戲擬, 雖然他的調子總表現著一種調侃、揶揄、嘲弄的味道, 然而背後卻有著極嚴肅的意蘊。遣詞造句的方式, 章回式的敘述, 以及大量引用武俠小說的用語, 與日常的語言有明顯的區別, 都有助於營造與別不同氣氛。二殘將不同的話語混在一起, 形成一種言談間的戲擬和嘲諷。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襲用武俠小說人物的說話。

　　二殘所處的社會環境(美國)對他後來所尋找的安身立命之所有否影響? 他有否受使命感的龐大壓力而逃到個人的主體中去, 而儘量保持個人的獨立和清醒? 張系國在序中曾指出《二殘遊記》中之所以能以自嘲的筆法去寫, 完全是因為作者能夠放下知識分子的道德優越感。“自嘲”本身已是一種從他者的立場來批判自己, 正如張系國在《二殘遊記》的序言已經指出來, “寫作者”和“審判官”兩者, 身分本來就是重疊著[6]。然而, 由於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除了自嘲和以調侃的方式自解外, 似乎也是別無他法。文化上的“邊緣性”這個概念, 在這裡不擬詳細論述, 但相對於中心的那種嚴肅, 二殘的筆下, 的確是充滿調侃和嘲弄的味道[7]。

　　敘述者在小說中, 偶爾也會插科打諢, 且一點也不避俗, 例如新篇第三回, 酒保老板狄克稱許念祖為許教授時, 因發音的問題, 酒保往往把許教授唸成HSU HSU教授。後來, 酒保與許念祖談到請人家吃的時候, 便故意說:

“我們請客人吃的飯和自己吃的, 名稱也不一樣。”
“真的? 怎麼說法? ”胖子把椅子拉, 熱心地問。
 “請客人的飯, 叫big convenience meal。自己家常吃的, 是convenience meal, ”老許一本正經的說。(Ⅳ．59)

便飯也分大小兩類。又如新篇第六回, 鄭文江給二殘介紹周影紅的時候說:

“這位是周影紅同學──周朝的周、影子的影、東方紅的紅──本校大陸留美同學會會長, ‘解放’前是哈爾濱名門閨秀……。”(Ⅳ．122)

“解放”原是極嚴肅的, 但跟“名門閨秀”放在一起, 讀者卻產生另一種理解。

　　對於這一代的漢學家的中文水平, 敘述者也是不敢恭維。正如第十五回中的韓立信, 給二殘下的請帖寫著: “二殘教授賜鑒: 吾與吾妻請汝與汝妻於四月十八日禮拜六晚上六時移玉步駕臨寒舍barbecue花徑未曾為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若蒙不棄不消回報若有不便之處尚希早日擲下回音是所至囑具帖人韓立信肅請。”(Ⅴ．89)不單沒標點, 且不文不白, 正如小說中的二殘所言, “這一代漢學家的通病: 把中文看作死的語言, 不看報紙, 不培養寫作與說話能力, 只會往古書堆裏鑽。”(Ⅴ．87)至於中國人又如何? 完結篇第十五回, 二殘收到費浩思的來信, 提及這位“老外”在北京如何教訓“老中”:

那天我剛買了一大堆丁玲和有關丁玲的著作回來, 擱在書桌上。衛生同志進來打掃看見, 咧咀說: “原來你在搞丁玲呀? ”
　　“我在胸前劃了十字架, 正色對他說: ‘同志, 革命可以搞, 運動可以搞, 階級爭可以搞, 但人和作家不可以搞。我在研究丁玲, 不是搞丁玲。’……”(Ⅴ．89)

做成語言匱乏的原因, 其來有自。另外, 一位應徵子虛大學中文教席的陸女士, 在錄音中自述: “我的名字叫陸艷芬, 今年芳齡二十八……”(Ⅴ．97)竟自稱“芳齡”！

四

　　二殘在遊記在要探索的終點, 就是他的“本我”。第三集的結處, 二殘重新回到美國, 再過吃馬鈴薯的日子, 代表著另一階段的開始。在這個階段, 不再有衝突, 生活更加完美。二殘的遊縱, 同時也象徵著他本人的內在探索。從一開始, 二殘便躑躅於現實生活和理想抱負之間的矛盾, 一方面希望能有一番作為, 他與草坪七聖回憶台大的日子, 以及表示不忘傅校長的教誨就是明確的表現。如何取捨, 就是一個極大的難題。第三集的結處, 與太太的一席話, 使他恍然大悟, 終於再吃馬鈴薯的日子, 表示二殘終於接受和認清了本我, 從新開始。

本我的原型想表達的是圓融合一的境界, 但是大多數時候, 我們感受到的只是內在的劇烈衝突。除非我們在生命轉變的過程中能找到本我, 否則隨便一點衝突變動都會讓我們痛苦莫名。……就是當我們感受到內在的衝突後, 我們就開始了尋找答案(聖爵)的過程, 並且逐一解答而重歸完整統一。[8]

二殘內心的矛盾是: 在海外的人, 為著職業的保障和將來的生活, 一定要多寫學術文章, 而且是要那些外國人看得懂的文章, 至於用中文寫作, 只是聊備一寓。對身居海外的人來說, 這是他們的困局, 而最終也就是以生活為重。至於二殘本人, 似乎就有點不務正業, 早上教的是外國文學, 而回家做的研究, 卻是中國文學, 甚至他申請的研究經費, 也以中國文學為題, 而偶有機會, 更將中國文學作為課堂的科目, 像他在某校開的現代文學就是例子。為何會這樣? 答案是他有一個天真的想法: 總相信別人也會有他的想法, 有這種需要。結果是鬧得不甚愉快, 但他仍抱著自己的宗旨, 堅持下去。

自我追尋的共通處為, 它召喚我們朝更高的層次行去, 它使得生活更有意義、發現自己真正的面目、並超越環境和自己所賦予的拘束限制。自我的探究, 常在生命面臨重大抉擇時出現。當人感覺到生命有所疏離、局限和空虛時, 就感受到內在想有所改變的召喚。……對追尋者而言, 問題可能會出在: 應該“順從別人”, 或者“個別化”。雖然想追尋改變, 然而想滿足家人和社會需要的想法卻也依然強烈。……“順從”意指人們彼此相似, 而“個別化”則指出人們彼此相異。“個別化”是人類最獨特的部分, 因為“自我”是彼此相異的。[9]

　　假如將《二殘遊記》各篇與劉紹銘的〈飄零花果〉[10]並讀, 小說的意義也就會更加清晰。該文談及兩種文化人的心態, 一是早已寄居異地, 以華人身分自居的知識分子, 另一是被迫客居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前者獨善其身, 後者則仍抱著“撥亂反正”的宏願。

華人學者已找到了自我超越的理論骨架。中國知識分子的包袱, 雖離故國, 負擔仍重。但就我自己說來, 我寧願看到張辛欣和劉再復那類自我嘲弄的文字, 而不願再看一下筆就〈四十年來家國〉的議論文章。
　　格調高的幽默, 總帶淡淡的哀愁。現代文學難得見到趣味永的文章, 一來的確是國仇家恨已說不完, 那有閒情幽默。但我想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作者把自己看得太認真。這正是士大夫心態的後遺症。(頁21)

二殘仍然是那種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 以華人學者身分自居, 誠如張系國所言, 能夠放下知識分子的那份優越感。借用“文化中國”這個概念, 基本上, 二殘是將文化上的和政權上的中國分成兩個個體。

　　二殘本身也許沒有身分的危機, 但他的下一代又如何? 大概這也是他所顧慮的, 所謂“黃皮白心”, 寄寓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 他們的下一代能保有多少中國文化? 二殘的二兒子就只能說些ABC中文(最簡單的中文), 怪不得《二殘遊記新篇》首回“十年大夢驚髮白”, 即夢見自己的兒子“擁著一金髮碧眼紐兒邁進自己的書房, 說: ‘爸, 這是珍妮, 我們要……。’”(Ⅳ．11)猛然驚醒, 才知是一場大夢[11]。首三集當然也有論及美國文化對下一代的影響, 但也只是限於飲食方面, 兒子們總是嚷著要吃麥當奴, 對傳統的食品一點興趣也沒有。豆漿、小籠飽、油煎餅之類的家鄉食品, 對美國成長的下一代已經毫無吸引力, 他們寧可選取漢堡飽和炸薯(Ⅰ．51)。第三集第二十四回的結處, 二殘曾問太太, 岳母是否已經把做豆漿的衣砵傳授給她, 對於打算回到烏有市的二殘, 這個問題就變得並非是可有可無的了。二殘對於這他們的飲食習慣, 不得不妥協, 但大兒子要談戀愛, 找對象則不可兒戲, 最後當二殘發覺自己兒子的對象是一位韓國姑娘, 而且還有中國人的血統, 才放下心頭大石。

五

　　二殘的選擇是在美國的子虛省烏有市落藉, 過他的生活, 表明他解決了身分認同的問題。身分出現問題, 主要是因為二殘這類身處海外, 挾著海外學者的銜頭的人物, 面對著朋友、社會、語言、文化、歷史, 反思時的結果。其實, 這種情況不見得只限於中國人, 移民美國其他族裔的境遇也差不多。二殘這類人物, 身為海外學人, 活動於美國、台灣和香港三地, 對國事倒是非常關心。前三集大概寫於中美建交前後, 後二集則寫於1986年前後, 那時中美的關係已經恢復, 香港台灣大陸的學生在他的面前, 已經無分彼此, 一起上課, 一起搞活動, 套用小說中的話, 就是“三頭馬車”。在這種潮流下, 寓居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又應如何自處? 劉紹銘在《二殘遊記完結篇》的〈尾聲〉說:

《二殘遊記》的語言沒有自憐自嘆的習慣, 無非是作者不再把自己的身份看作過客。自小在華人社會生長和受教育, 今天在美利堅合眾國當起“少數民族”來, 落寞心懷, 自所難免。而故國禾黍之思, 更是人之常情。何以遣憂? 只靠杜康, 不是法子。在某一程度而言, 《二殘遊記》可說是一個中國文人以方塊字來填補人生缺憾的嘗試。[12]

這段話, 不啻是傳統文人的立言心態的表現。要將那一代寄居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保存下來, 唯有透過語言這種手段。按日內瓦學派的說法, 通過閱讀, 主體的意識和思考這種精神之流, 便可以在讀者的主體中重新獲得一個居所。

"On Travels of Er Can: A Quest for the Self" (《二殘遊記》略論──本我的追尋), in Critical Essays on Contemporary Writers in Chinese (當代作家專論), ed. Chun-wai Cheng (Hong Kong: CMLC, Lingnan College, August 1996), pp.13-22.